医疗器物包括什么闫月珍 ｜ 针砭之喻与中国文学批评——医疗话语与政治修辞

闫月珍

作者简介

闫月珍，暨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哈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者。现为中国古代文论学会常务理事、《文心雕龙》学会常务理事。

【摘要】针砭的历史可追溯到旧石器时期，针砭治病早于方药，针砭之痛远甚于方药。针刺的器具既包括金属制品，也包括石质器物。这对中国文学批评产生了影响。首先，在中医思想中，治疗不仅针对身体，而且针对国家，所谓“上医医国”，针刺之体痛与谏言之直接相对应；其次，针刺之刺即讽谏之刺的原意，刺疾往往指刺世，针砭之喻、讽谏之说和谏言传统三者形成对应和类比；最后，在刺疾与刺世的比对中，身国同构成为一条隐含的线索，治疾即治国。身是践行之身，也是养生之身，更是家国之身。针砭基于疾病而来，疾病话语与政治话语关联。总之，在身国同构的构架之中，治疗作为政治修辞将医学、身体和政体统合起来，政治修辞借助身体和治疗隐喻得以完成。政体是治疗的对象，而非自然生长的机体。这与其说是身体政治学，不如说是治疗政治学。

【关键词】针砭；医疗；医国；刺世；身体

阅读引导

观念往往借助知识言说，知识也会形塑观念。可以说，许多文学观念的形成本身便源于知识的自然和社会属性。其中，医学对文学话语的渗透，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在中国文学批评中，存在众多以医疗要素论文的现象，针砭之喻是显著的一例。针刺是中国古代医疗中的重要疗法，其早期工具主要为针砭。以此为背景，本文尝试阐发医学领域的针砭疗法与文学阐释中的政治修辞之间的关联。

针砭的历史大致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期，在生活、劳动中，人们发现通过石块按压、叩击或刺破体表，可以治疗疾病，于是对这些石器进行加工，成为医疗工具。砭石用以治病的石针，是针具的前身，《说文解字》：“砭，以石刺病也。”《左传》有“美疢不如恶石”之论。《山海经》载：“高氏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箴石。”郭璞注：“可以为砥(砭)针治痈肿者。”砭石有割刺之用，针具从砭石发展而来，早期都是作为外治术存在，这与现代概念的针并不相同。秦汉时期出现了金属制造的针具，在《黄帝内经》中称为“九针”。

针砭即针石，是金属和石器两种外治工具的合称。就治疗机理而言，针砭之术主要以具有锋、刃的器具，通过刺、割肌肤，来治疗疾患。细分之下，针与砭(石)终归不同。首先，它们的起源和用途不同。《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阐述了东、南、西、北、中央五地的不同地理气候及其相应的疾病与疗法。其中，东方多痈疡，宜用砭石；南方多挛痹，宜用微针(九针)。砭石的主要作用是切开脓肿，或切除赘瘤，相当于现代手术刀。段玉裁引用《黄帝内经》这段材料，并评述道：“此篇以东方砭石、南方九针并论，知古金石并用也。后世乃无此石矣。”在一段时间之内，针、石二者是并用的。器物的材质一般是从石头发展到金属，因此金属针的出现比砭石要晚。砭石除了具有与针类似的割刺之用外，还可用于熨法、按摩、叩击体表。在形制和功用上，针与砭(石)又有交叉(如图1)。一方面，砭石有以针形出现的，这类材质起先多为石制或骨制，此后逐渐向各类金属制发展。江苏吴江梅堰新石器时代遗址和邯郸涧沟龙山文化遗址出土了许多骨针、骨锥，属于上述所言这类情况。另一方面，九针体系对砭石的形制有所吸收。其中，砭石用以切割痈脓、刺泻瘀血，如剑形砭石类似于九针之铍针，镞形砭石发展为九针之锋针。总之，针与砭之间存在着关联和交叉，而在外治之刺、割疗法中，两者往往功能相同。概言之，针刺的器具既包括金属制品，也包括石质器物。中国医学早期常用的外治法包括按摩、针砭、热熨、药物，以及骨伤的整复类。其中，针也包含按摩之器，并非全是锐利之器，也并不全然穿透肌肤。

1.可用于熨法的火热砭石(原长6厘米)

2.可供按摩用的砭石(原长3.2厘米)及用法示意图

3.可供按摩用类似“员针”的砭石(原长9.5厘米)

4.可供切割用的锛状砭石(原长4.7厘米)

5.可供切割用的锛状砭石(原长4.8厘米)

6.可供切割用的刀状砭石(原长6厘米)

7.可供切割刺破用的镞状砭石(原长4.2厘米)

8.可供叩击用的棒状砭石(原长6.5厘米)

针刺疗法在经络发现之后才产生和应用。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两种经脉学说的医学帛书，分别是《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这说明针刺疗法也开始进入身体内部的治疗。这两种文献的时间要早于《黄帝内经》，反映了早期的经脉学说面貌。到《黄帝内经》的时代，医学理论已经体系化，无论是经脉学说还是针刺疗法都已较为完备。《黄帝内经》对针刺的形制和方法皆有论述：

上述九针既包括现今针刺疗法的尖针如锋针、毫针，亦包括实为手术刀的铍针、不伤皮肉的员针、鍉针，这些都属于按摩器。在按摩术中，与徒手按摩相比，针、石刺激量大、效果更深入。在这个意义上，针砭具有特别的治疗效果。在针刺术中，根据不同病变部位与性质有刺皮、刺脉、刺肉、刺筋、刺骨、刺痈脓等方法，因而对于针具也有不同要求。通过锋和刃以刺和割皮肤，刺法上包含皮、肉、脉、筋、骨的浅深程度，《黄帝内经·素问·刺要论》所谓：“病有在毫毛腠理者，有在皮肤者，有在肌肉者，有在脉者，有在筋者，有在骨者，有在髓者。”在这个意义上，针砭具有外科性质，与现代意义上的针刺，其实是两个概念。

针刺这一疗法及其工具逐渐渗入话语层面，形成针砭之喻。以医疗要素论事，指的是将中国古代医疗领域中的思维、术语、器物作为言说依据的现象。针砭既是器物，又指代一种疗治技术。作为医疗话语的针砭之喻与疾病之喻密切相关。二者演变轨迹相似，皆从治疗、身体出发，发展为一种话语模式，并渗入其他知识领域。总体而言，疾病之喻的历史更悠久，涵盖范围更广。作为对疾病的疗治，某种程度而言，针砭之喻既暗含疾病之喻，也依附于疾病之喻。

在中医思想中，治疗不仅针对身体，而且针对国家，所谓“上医医国”。“上医医国”最早出自《国语·晋语》，秦医和为晋平公诊病，赵文子对“医”与“国”之间的关系表示不解。对此，医和答曰：“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上医医国”具有双重意涵：一方面是政治功用，另一方面是治病救人。完备的医官制度形成于西周。《周礼·天官冢宰》：“医师，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这里“医师”是一种行政体系，体系内部规定各级职称及相应人数。此外，“医师”还是当时医学行政最高长官的称谓。其职责范围大致有五：(1)“掌医之政令”；(2)向各处派遣各科医生：“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3)管理和提供药物：“聚毒药以供医事”；(4)档案管理：“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5)业绩考核：“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对于兽医也同样要根据其治疗效果以论短长，所谓“死则计其数以进退之”。综上所述，可清晰看出医学在行政体系中的位置。每一位医师或医官，皆与医和一样，在治病救人的同时参与国家治理。“上医”指的是医官制度当中的最高行政长官，其职责之一便是“掌医之政令”。《周礼》的医官制度多为后世沿用，战国时期秦国设有太医令，相当于《周礼》医官制度中的“上士”。

针刺是对疾病的医疗，因而针砭之喻附带疾病之喻。从身体出发，两者都关联政治，从具体的医疗实践导向政治治理。医疗的对象是身体，而政治治理的对象包含两个，即君主和国家，治疗方式是针刺话语，即谏言。例如：

将官吏与医师、治国与治身并论，实质是以一方为类比，通过身体之微观，说明国家之宏观，由此发现治理之方法、手段对于政体之意义。

针砭之喻始自汉代，这与汉代医学的发展有很大关联。汉代是中国古代医学的奠基时期，许多医学经典于此时出现，如理论方面的《黄帝内经》《难经》，临床方面的《伤寒杂病论》，药物学上的《神农本草经》。以《黄帝内经》来看，针刺内容占全书众多篇幅。其中，《灵枢·外揣》借黄帝之问与岐伯之答，点明针刺与治国之类同：

与针刺治疗合于天道、人事和四时之变一样，治理国事需要有一以贯之的道。没有道就不能将众多事务综合为一个总纲。考虑到这样的背景，便不难理解针砭之喻从医疗之喻逐渐彰显的原因。于是，身体、疾病、国家、社会问题及其治理都被浓缩在一个话语系统之中。

一般而言，在政治进谏的过程中，谏言的方式如下，一是直言陈述，二是朝廷讨论，三是书面奏章，四是诗歌讽谏。在众多谏言渠道之中，“诗谏”是一种特殊的方式，使得文学具有政治功能。在《诗经》中，诸多篇章是周代臣子因讽谏而作，出现刺、讯、谏、究等概念，例如：

不仅如此，说诗者也以诗为谏。在汉代，这成为一个典型的现象。清人程廷祚谓“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二端”。自《毛诗》始，美刺被看作诗之正统。及至郑玄为《毛诗》作《笺》，美刺被视为比兴的目的，且《诗谱序》又对美刺之说加以强调，以为《诗》之要义是“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他在《周礼·春官》注中说：“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郑玄的总结代表了两汉之际《诗经》阐释的基本论调。至唐代，美刺被视为诗之本旨。在《诗谱序》注解中，孔颖达说：“然则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为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队，故一名而三训也。”诗承国君之善恶，借由诗人述志作诗，诗作会持人之行。

以进谏类比治疗，最为显著的是“治未病”思想。《黄帝内经》：

一方面，从身体养生出发，治未病是最为先见的方式，可防患于未然，体现了以预防为主的原则，中医学由此形成一整套操作体系；另一方面，从医者治疗看，上工救其萌芽，而下工救其已成。总之，治未病主张养形调神、防微杜渐，未病先防、既病防笃。上医不治已病治未病，这与国君防微杜渐、虚心纳谏是一个道理。《史记·扁鹊仓共列传》讲述扁鹊劝谏齐桓公的故事，扁鹊发现齐桓公疾在腠理、疾在血脉、疾在肠胃，但齐桓公不予采纳而最终去世。所谓“疾之居腠理也，汤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针石之所及也；其在肠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如果圣人预知未然，能使良医先行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在这个例子中，存在两对关系，一是医者和患者，二是进谏和纳谏。医者和患者、谏者和国君互相信任，才能达到身体和政体之康健。

针砭治病早于方药，针砭之痛远甚于方药。故与医药之喻相比，针砭之喻更具切肤之痛。针刺类似今天的外科手术，前文所引《左传》“美疢不如恶石”及《韩非子》“以刀刺骨”之论，都是在手术意义上讲的。在这个意义上，针刺之体痛与谏言之直接相对应。

朿是刺的初文，甲骨文中的朿是“象一锋或三锋、四锋之利器”，《说文》云：“朿，木芒也，象形。”可见，朿是有刺之木。关于刺，《说文解字》解释：“刺，君杀大夫曰刺。刺，直伤也。从刀朿。”自秦简文字始，才出现许慎所言刺。刺从刀，《说文》言“刀，兵也”，可见，刺是带有锋、刃之利器。对这一器物的使用，自然也称为刺，直伤义从此而来。关于“君杀大夫”之义，段玉裁有两点意见：一是直伤为刺之正义，而《说文》却主次颠倒，将其列为后者。在此基础上，段氏认为刺的编次也有问题，应将之列于剽、刲两字之下，因剽与刲也都有直伤义，排列在一起较为合理。二是“君杀大夫”为刺之引申义，适用语境极其狭窄。它源自《春秋》撰史的特殊语境，即于鲁国专以刺代杀，于他国则言杀。

“刺”的语义指向针刺，其变迁较为直接，其要点有二：一是刺作为利器具锋、刃，作用为刺、割，在器形和基本功用上，与针砭完全一致。二是“直伤”为刺之正义，剽、刲也都是直伤义，刺应在二字之下。《说文》：“剽，砭刺也。”《灵枢·刺节真邪》：“凡刺大邪日以小，泄夺其有余乃益虚。剽其通，针(去)其邪肌肉亲，视之毋有反其真。”大凡针刺大邪之病，是使邪气减小。用泄法，泄去有余的邪气，则邪气日渐虚衰。用砭刺使正气运行的道路开通，用针刺祛除其邪气，则肌肉自然亲附致密。其中，针刺病邪所在宜猛，以使气血流通。可见，针砭之刺从直伤之义而来。从器物经验转换到社会经验，刺之语义转向抽象。可见，发挥了“直伤”义，“刺”本身所承载的器物功能抽象化为一种文学经验。

早在周代，就有关于臣子进谏的叙述。《国语·周语》中邵公谏厉王：

邵公所言勾勒出一个自庶人至公卿包含各层次之人的进谏体系，体系内每个人都有进谏义务及其特有的进谏方式。事实上，谏言是君臣共同合作治理国家的重要环节，历代皆是如此。于统治者而言，广开言路既可了解基层实际情况，又可听取良言而行政，使“事行而不悖”。对臣子来说，对现实问题提出谏言，既有利于国家治理，又是自身尽忠职守的表现。

到了汉代，谏言传统有了更为细致的划分，《白虎通·谏诤》：

此处依据五常对谏言所作的划分，大致又可分为两类风格：一是微隐婉晦式，如智、仁、礼分别代表的讽谏、顺谏、窥谏。二是直言不讳式，如信、义所分别代表的指谏、陷谏。这两类划分，实际上也体现出谏言传统当中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其与医疗过程中的矛盾类同。针对政治治理过程中的弊病，谏言者如同医者一般提出治疗方案。虽意在救治，但谏言也如针刺一般会给患者(谏言对象)造成不适乃至痛苦，而痛苦又是通往健康的必然过程。于是，君臣之间类似医患关系，并且由于君主先天的等级、权力因素，使得这种医患关系极不对等。因此，《白虎通·谏诤》在提出这五类谏言方式之后，论者态度会更加倾向于委婉讽谏，并引孔子语曰：“谏有五，吾从讽之谏。”

如果说顺和的谏言对应着最高的治疗等级，那么直白的谏言则需要动用更复杂的治疗手段，并伴随更多的冲突和苦痛，这是后起而被动的，故较前者为次。马融《忠经·忠谏》论道：

这段论述对谏言之等级概括得十分清晰。有趣的是，对比上述医经所论上工、下工的针刺之道，马融对谏言的论述，简直是医学思想的翻版——二者话语几乎一模一样。在乱象未显之际，有先见地进谏，是最为高明的；在乱象明显之际，被动地进谏，是较为次等的；而到乱象流行之时，再去进谏就更为低等了。

以美刺言谏言，并非解诗的独创。汉赋承此一方式，在文字中亦有一定的讽谏。东汉赵壹《刺世疾邪赋》揭露和抨击其时弄虚作假、虚伪奉承大行于世，奸邪之人飞黄腾达，正直之人隐居潜藏，其本质是“舐痔结驷，正色徒行”“邪夫显进，直士幽藏”，原因在于执政者“原斯瘼之攸兴，实执政之匪贤”。故他要与这黑暗的现实决绝，“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可见，赋也可作为一种谏言方式，如果主旨直接而明确，会非常具有批判性。

但是，汉赋往往以形式华美为上，但却弱化了讽谏功能，《汉书·艺文志》：“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从形制上看，赋往往铺陈有余而讽谏不足。枚乘《七发》是讽喻之作，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主客的互相问答引出主旨。吴客与太子讨论疾病的根源，发现其病因在于久耽安乐，这非一般的药石针灸可治。于是客分别陈说音乐、饮食、车马、游宴、田猎、观涛六事，一步步启发太子改变生活方式。这些铺排是为说明其主旨，所谓“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者，伤血脉之和。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

依据文体之别，美刺往往呈现不同的方式。这在赋中体现得更为分明，甚至以美、刺为分别，赋被划分为不同的类别。扬雄认为若徒具华丽的形式，就会文丽而用寡。以美与刺之别，他将其分为“诗人之赋”“辞人之赋”。《法言·吾子》：“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汉赋寓谏于颂，劝百而讽一，溢美之辞甚于进谏之言。在这种情况下，扬雄主张赋要弘扬圣人之道。

自汉代始，奏议文体日益增多，国家文书制度逐渐完善。奏议类文体主要用以讽谏帝王，通过陈述时事，以引导和劝谏，达到救治时病之效。作为书面谏言的奏议类文体，以雅正为风格，讲求效法经典，做到美刺公允。刘勰《文心雕龙·章表》说：“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情，议以执异。”汉代初步建构了奏议类文体的体系。章用于谢恩，奏用于监察弹劾，表用于陈述请求，议用于提出不同意见。在刘勰看来，章的体式明朗光彩，志在仿效《尚书》中的典谟，使文章扼要而不疏略；表的体制内容多样，情感多变，要用雅正的文义发扬其明朗的风格。两者都应该做到华实相胜、严肃恭敬。刘熙载《艺概·文概》说：“文有仰视，有俯视，有平视。仰视者，其言恭；俯视者，其言慈；平视者，其言直。”奏议类文体属于上行公文，用以禀报或进谏，如果触及忌讳，就会招致祸患。所以，奏议之语气讲求恭敬而婉曲，典雅而和缓。如果美言太多，颂圣谀君、歌功颂德则会失去进谏的意义。

以政教和刺世言诗，在后世有回响。如唐代陈子昂批判六朝浮靡文风“兴寄都绝”；白居易倡导新乐府运动，强调“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主张诗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诸种作用。在《新乐府序》中，他还提出一种并不委婉含蓄的诗风，他说：“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白居易对诗歌的这类看法与其谏官身份直接相关。公元808年，白居易任左拾遗官衔，拾遗为谏官，此时仍供翰林之职。白居易在《与元九书》曰：“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

事实上，文体之风格与社会功用相关，也与礼制规定相关。出于强调诗之政教属性，汉儒赋予诗以种种隐含的意蕴；出于谏言功能，人臣往往力求奏议表述清晰而人身稳妥。出于人臣之礼，人臣力求在文字中体现俯仰进退而尊卑有序之意，《礼记·曲礼》：“为人臣之礼，不显谏。”这可以解释为何这些上行公文既求辞达又求婉曲。在谏言过程中，比兴手法的运用往往起到婉曲的作用。从温柔敦厚的原则出发，比兴可婉言，从而可达到谲谏的效果。

在中国文学之教化传统中，刺并非局限于诗、赋、奏议类文体。晚清以来，小说的出现冲破了传统诗教，被赋予国民性改造的功能。梁启超认识到国家兴衰与国民道德有密切关系，他提出了“新民说”。他认为当时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创办《新民丛报》对此病进行医治，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在梁启超看来，文学尤其是小说，是展开道德教化、达到新民目的的重要武器。他认为小说具有“熏”“浸”“刺”“提”四种功能，熏以空间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广狭，浸以时间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长短。

“熏”“浸”“刺”三者，都是自外而灌之使入。提是自内而脱之使出。梁启超将曾被看作小道的小说擢升到“文学之最上乘”的地位，认为小说对国民道德、改良群治、社会变革都有重要作用。

可见，针砭之喻、讽谏之说和谏言传统三者形成对应和类比。这些在上述各种文体批评中都得到了体现。

在刺疾与刺世的比对中，身国同构成为一条隐含的线索。身是国之具象，国是身之扩展。身不仅具有医学，更具有道德、家国和社会属性。身是践行之身，也是养生之身，更是家国之身。

第一，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序列中，理身即理国，修身即修为，这是一个由己及家及国及天下的过程。《吕氏春秋·执一》云：“为国之本在于为身，身为而家为，家为而国为，国为而天下为。故曰以身为家，以家为国，以国为天下。”治身是治国的根本，而治身的目的又在于治理家、国、天下。在《礼记·缁衣》：“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心之统领与体之健全，两者相辅相成而不可分离。

第二，在道家修身、修天下的养生序列中，修身即修天下，由身及天下，最后两者的界限弥合。从天下看，《老子》第五十四章云：“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这一修身、修家、修乡、修国、修天下的过程，最终达至天下归一，没有差别和等级。《老子》：“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讬天下。”从身国关系上看，以贵身的态度去为天下，才可以把天下寄付给他；以爱身的态度去为天下，才可以把天下托交给他。生命之身也是体道之身，将心、身、国三者形成一个整体。其中，身是道之基础，道是身之延伸。《老子》第二十六章：“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也隐含着以身游物而化天下的思想。

第三，在身、心一元的医学观中，精、气、神是身之基础。人的生命源于精，起于气，而聚于神。《黄帝内经·素问·金质真言论》说：“夫精者，身之本也。”《素问·移精变气论》指出：“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在治疗和针刺的过程中，要注重守神养真，《素问·针解》提出：“必正其神者，欲瞻病人目，制其神，令气易行也。”《灵枢·九针十二原》说：“粗守形，上守神。神乎神，客在门。”针刺既能保全精神、调养真元，也能修养真气，神与身为一体。《黄帝内经》云：

这将心、肺、肝、胆、膻中、脾、胃、大肠、小肠、肾、三焦、膀胱十二个脏腑及穴位与君主、相傅、将军、中正、臣使、谏议、仓廪、传道、受盛、作强、决渎、州都十二个国家官职进行了对应。其中，心为主，君也为主；脏为次，臣也为辅。这种分析和比对并非生物解剖式，而是政治比附式。

总之，战国时期的身体观是天下、君民、家国三者一体，这是儒、道、医家的共通之处。人处于自然之中，与天地相参，身、国、天地三者构成一个相互循环的整体。将上述思想进行发挥，东晋葛洪说：

国家之构架如同身体：胸腹处于中部如同宫室，四肢如同皇宫周边的近郊，骨节如同文武百官，精神如同国君，血液如同大臣，气息如同万民。由此可知，能够养生的人，也能够治理一个国家。这里从养生的角度出发，说明民作为气血，是达到身体旺盛的基础。

文学之讽谏传统，始于政治体制之需要。从制度史看，早在殷商时期，“王”已经有了唯一性的倾向，如“听予一人之作猷”，“惟予一人有佚罚”(《尚书·盘庚上》)。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往往推崇权力一统，孔子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管子言：“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理也。”荀子则称：“隆一而治，二而乱。”在君主专制体制中，谏言固然是建设性的，但因其对个人意志的逆忤，对臣子之人身安全构成隐患，甚至带来灾祸。在这个意义上，谏言实为直伤，故进谏需要采取一种迂回曲折的方式，

谏言自下而上，实质是未彰而告。在某种程度上，政治之进谏和医疗之上工一样稀有，后者往往是圣人的另一称谓。由于直谏方式过于激烈，受谏者的接受度极为关键。为保障君王之统治，历代均设立谏言制度。西周时期设有“司谏”“保氏”作为谏官，《周礼·地官司徒》列“司谏”，司徒之下设有“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掌谏王恶”，通过谏言匡正君主行为。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设有谏官，用以纠正国君行为，如《战国策·齐策》所述齐威王纳邹忌之谏，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这使得齐国政通人和，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这样的君主典范成为一种治世理想。秦汉以后设有谏大夫、给事中、散骑常侍等谏职。在秦代，中央设立三公九卿制，其中之郎中令“掌宫殿掖门户”。汉承秦制，对谏言制度有进一步完善，《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大夫掌论议，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皆无员，多至数十人。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谏大夫，秩比八百石，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为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魏晋时设门下省，即专门的谏议机构，掌章奏谏议，驳正违失。谏议制度在唐宋时达到成熟阶段，唐代的朝政决策与执行机构是中书、门下和尚书三省，中书省负责发布诏令，门下省负责对诏令的审议，尚书省负责文书的签发，这为谏言提供了有效的渠道。宋承唐代谏言制度，设有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补阙、拾遗等职专职谏言，宋代的台谏制度在于谏官可弹劾官员，监察官也可言事，职能交叉并互察互劾，谏官职权有前所未有的提高。到了元明清时期，谏官的职权有所下降，谏官与监察系统合并，形成台谏合一的格局。在君主专制体制中，谏议制度是对统治的有益补充。

事实上，美与刺能否达到平衡，是一个文体上的难题。文体与礼制息息相关，上行公文呈送给君王，由于君臣之间有严格的身份等级区分，必然力求语言温柔敦厚，从而明哲保身，最终达到委婉进谏而不失安全的初衷。这是因为中国政治制度史，往往礼乐和刑罚并重，礼乐是统治之外在和排场，刑罚是统治之实质和规定。在这个坚固的体系中，臣子谏言成为一种责任，《论语·八佾》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对臣遵从礼，臣对君执行忠。虚心纳谏和广开言路是实现政治稳定之方式，如《孟子·万章下》说：“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法家也强调法治和纳谏言，《韩非子·十过》：“国小无礼，不用谏臣，则绝世之势也。”君主不能纳谏是亡国之象，所谓“过而不听于忠臣，而独行其意，则灭高名，为人笑之始也”。在韩非子看来，那些“捷敏辩给、繁于文采”之言，往往流于文采而掩盖实质；而“殊释文学、以质性言”之言，往往质朴有余而粗陋不堪，也不被君主采纳。可见，统治者一边强调纳谏，一边维护权威，将刑罚之权牢牢掌握在手中，成为一种威胁的手段。

这使得谏言制度只能在专制体制内发挥有限的作用，一方面，谏言能否被采纳，取决于君主的选择；另一方面，谏言是否真实和公允，取决于臣子的考察和判断。在这个意义上，《孔子家语·辨政》记述了孔子总结的进谏方式：

忠臣进速君主有五种方式：一是委婉地规谏，二是鲁葬地进谏，三是卑顺地进谏，四是直接地进谏，五是以婉言和隐语进谏。这就是说，进谏应该揣摩君主的心理而采用相应的方式。《诗经·周南·关雎序》郑玄笺：“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事实上，人们往往根据情况采用相应的方式，如司马相如采用直谏，其《谏猎书》讲明天子射猎有猝不及防的危险，应放弃射猎这一爱好，因为“祸固多藏于隐微”；李斯《谏逐客书》则谲谏，用比喻之法来对逐客之策进行批驳，指出秦王生活上取用外来器物，但“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这实际上是重物轻人，因“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

综上所述，身体、疾病和针刺形成一个语义场。这三者结合后，从治疗原则出发，形成一种论事话语。自起始，疾病之喻就与政治话语关联。只是随着医学发展，针砭之喻到汉代才较为明晰。此时，在医疗譬喻中，针刺要素从医疗话语中分化出来。在政治话语当中，针砭之喻带有较强的谏言性质。汉代之直谏，也为针砭之喻本身所暗含的深度疼痛提供了解释。

从医学史看，医学本即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医者也是政治体制内的一员并参与政治治理。这样看来，医学实际上处于政治框架之下，无论其实践还是话语，最后都导向政治。因此，与其说政治家是医者，倒不如说医者是政治家。从《周礼》的医官制度看，医官之所从事无不服务于政治。医官分属天官冢宰，究其设立初衷，是“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具体如医师负责“掌医之政令”，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馐、八珍之齐”，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劀杀之齐”，都表明医者身份的政治属性。事实上，个体身份的多样性，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十分普遍。这样的医学制度，为医学与政治的联系以及针砭之喻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在这样的意义上，针刺兼具“医人”“医国”之功效。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

针砭的修辞学意义在于，通过对语辞之加工和调整，达到对政治语境的适应，最大程度实现进谏效果并保障人身安全。在这个意义上，针砭之喻与治疗经验相通。

作为隐喻的针砭，暗示政体是一个需要治理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针砭隐喻具有了穿透力，这是因为其背后蕴含的身体意识、治疗原则和家国倾向。针砭成为政治修辞，在于其所凝聚的身体和治疗隐喻。政体如同身体，一方面，身体是一个有机的组成，内部经络、血气、五脏、骨骼之运行如同政体各机构之运转；另一方面，政体是一个需要被治疗的对象，因为它往往具有潜在的隐患。之所以将政治话语转换为医学话语，在于君尊臣卑的身份对立和政治体制。在进谏过程中，这种尊卑关系转化为医治关系，将臣子的地位等同于医师，赋予其身份合法性和正当性。在此基础上，君王的绝对地位得以调整，臣子的身份角色得以转换，这使得进谏变得更为顺畅。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政治修辞术可软化原本硬性的礼制规定和刑罚规则。但在实质上，它无法从根本保障进谏者的安全。

针砭作为医学器具，其功能是以医学技术干预身体，以达到康健之目的。由此，在身国同构的构架之中，治疗作为政治修辞将医学、身体和政体统合起来。在此过程中，臣转换为医，君转换为国。一方面，身体被政治化，身体不仅是血气意义上的，更是治疗意义上的；另一方面，政体被身体化，政体不仅是制度意义上的，也是医治意义上的。具体而言，在君臣序列中，身体是政体，治疗是进谏。此一政治修辞的建立，基于两个层面，一是医学意义上的身体，二是治疗意义上的政体。在治疗和进谏的层面，身体和政体得以类比。因此，通过针砭之喻，身体和政体可相互类比，政治修辞借助身体和治疗隐喻得以完成。政体是治疗的对象，而非自然生长的机体。这与其说是身体政治学，不如说是治疗政治学。即以身体作为隐喻，通过人工和技术干预，意欲展开对政体的疗治。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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