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感染治疗的循证探索-抗血栓治疗篇
自COVID-19大流行以来,COVID-19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不仅对人类健康构成了直接威胁,也对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何利用循证的方法尽快形成COVID-19诊治的最佳策略,是医生和患者共同关心的问题。本期血管资讯带来由解放军总医院血管外科团队殷健瀚硕士整理、刘峰博士后审核的COVID-19感染治疗的循证探索之抗血栓治疗篇,并将重点内容展示如下,欢迎大家阅读分享。
COVID-19的治疗措施
目前COVID-19的治疗措施分为七大类:抗炎治疗、抗病毒治疗、抗血栓治疗、ARDS治疗、抗体为基础的治疗、RAAS系统调节、维生素补充。
COVID-19的用药类别
下表罗列了评估在COVID-19中使用经验性抗血栓治疗的主要随机对照试验的证据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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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相关血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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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通病房住院且无血栓形成额外危险因素的COVID-19患者,发生血栓的风险高达6 – 9%,高于因其他疾病住院的患者(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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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同济医院:2020年上半年纳入的1125名COVID-19患者中存在血栓栓塞的高风险。抗凝剂的使用,特别是肠外抗凝剂的使用,显著降低了血栓栓塞、出血事件和死亡的复合结局的风险。房颤是COVID-19患者全身血栓栓塞的一个危险因素(第一次大流行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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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E和PE:第一次大流行期间一般患者PE发病率约为6.4%,部分中心的COVID-19入院ICU患者中,VTE事件的发生率高达56-69%,PE患者达到23%。omicron流行期间报道了10871名患者中约为1.09%的症状性静脉血栓栓塞和0.26%的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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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检:Jonigk等报道了尸检中广泛存在的后者的血管异常,包括内皮功能障碍、血管炎症、血栓及微血栓形成和血管收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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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大学:443例患者(COVID-19:非COVID=188: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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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组DVT的发生率更高(31% vs 19%;P=.005),肺栓塞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8% vs 4%;P=.105),其中DVT患者入院时D -二聚体水平明显更高(2746 ng/mL vs 1481 ng/mL;P=.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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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no 等进行了COVID-19和静脉血栓栓塞的meta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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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20项研究的1988名患者,结论VTE和DVT的加权平均患病率(WMP)分别为31.3%和19.8%,PE的WMP为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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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llias等进行了COVID-19和静脉血栓栓塞的meta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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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47项研究的6459名患者,结论PE和DVT的加权平均患病率(WMP)分别为32%和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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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 等进行了COVID-19患者静脉血栓栓塞事件发生率和抗凝对死亡率影响的meta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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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25项研究,VTE、PE、DVT的合并发生率分别为21% 、15%和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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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凝与COVID-19住院患者死亡风险增加无关(RR = 0.86, 95% CI, 0.69-1.09, P = 0.218;I2 =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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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等收集了2020年3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入院的3531名成年COVID-19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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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的患者发生急性静脉血栓栓塞(N =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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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血栓栓塞组比非静脉血栓栓塞组住院时间和ICU时间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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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时间12.2天 vs. 8.8天,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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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U时间3.8天 vs.1.9天,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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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E组 9.8%的患者需要更先进的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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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非VTE组的患者为2.7%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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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一项纳入417975名COVID和流感患者的队列研究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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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流感相比,COVID-19患者有更高的静脉血栓栓塞(HR 1.53, 95% CI 1.38-1.70)、DVT (HR 1.36, 95% CI 1.19-1.56)和PE (HR 1.82, 95% CI 1.57-2.10)风险,但没有显示动脉血栓栓塞风险差异(HR 1.02, 95% CI 0.95-1.10)。
COVID-19相关血栓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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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等研究中纳入11537名新冠患者,在非心脏血栓事件中,肺栓塞562例(45.0%),深静脉血栓栓塞480例(38.5%),中风347例(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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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COVID-19合并非心源性血栓形成患者的住院死亡率(16.0%)明显高于无血栓形成患者(7.9%,p <0.001),但低于合并心源性血栓形成患者(24.7%,p <0.001)
COVID-19相关血栓可能的机制
可能的机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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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CoV-2(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型)的感染是由其刺突蛋白与ACE2结合并对其产生抑制介导的,ACE2受体在心血管系统中也广泛表达,ACE2是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中经典ACE的负调节因子,导致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稳态改变,可能造成了COVID-19的心血管症状加重,该受体在男性中表达水平高于女性,在亚洲人中表达水平高于白种人或非洲人。ACE2和MAPK异常造成的RAAS失调也起到作用,包括氧化应激损伤,内皮功能障碍,血管性血友病因子激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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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炎细胞因子(尤其是白介素)/趋化因子释放、内皮功能障碍/损伤增加、潜在的脓毒症诱导的凝血障碍以及彼此间复杂的相互作用;Lim等认为,新冠中免疫性血栓形成是由高炎症反应和内皮病变引发的凝血病变的潜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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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异常激活和高反应性:细胞感染和内皮细胞炎症可能促进局部细胞凋亡和强效炎症细胞因子,由于局部和全身细胞因子的产生,血小板被激活并与中性粒细胞相互作用。中性粒细胞细胞外陷阱(NETs)沉着过程也可能刺激凝血酶产生和纤维蛋白沉积。过多的纤维蛋白沉积和纤维蛋白溶解停止导致血管内血栓形成,最终导致临床血栓栓塞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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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体系统异常:C5a刺激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物1(PAI-1)促进血栓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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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凝血过度增强、低纤溶、高凝血酶生成、高纤维蛋白原生成、VEGF、FGF-2或胎盘生长因子(PlGF)失调等相关。
可能的机制-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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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烧、出汗、腹泻等导致的脱水,血液粘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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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患者合并其他感染(如细菌、真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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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血压、休克、昏迷或镇静等导致的卧床、肥胖或其他合并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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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介质的大量释放及激素、免疫球蛋白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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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通气、中心静脉置管、手术引起的血管内皮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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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炎症反应可能对Vit C、Vit D和Zn的消耗
COVID-19的治疗共识
国际血栓和止血学会(ISTH)关于新冠抗血栓治疗的实践指导(4月指南 10月实践指导):
1.住院前阶段
两种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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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症状较轻,无需住院,血栓栓塞率和死亡率总体较低(死亡率约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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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中-重度疾病患者,其血流动力学相对稳定,未急诊入院,但休息时氧饱和度低于95%;或国外患者在特殊医疗计划中,如“居家医院”(hospital-at-home)等,亦或是当医院容量不足时,相对风险更高。
ACTIV 4b试验证明院前/门诊阶段开始服用阿哌沙班或阿司匹林没有明显获益,许多临床试验对于院前抗血栓治疗效果存在明显差异。
更多关于低分子肝素/利伐沙班的研究仍在进行中。
1.1. 门诊(住院前)阶段DOACs与维生素K拮抗剂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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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有抗凝治疗临床指征且服用特殊药物:例如奈马特维/利托那韦(Nirmatrelvir/Ritonavir, PAXLOVID)的非住院患者中,存在严重的药物相互作用的可能性,特别是口服Xa因子直接抑制剂(阿哌沙班、利伐沙班、艾多沙班),合用时可能会增加这些抗凝药物的生物利用度,进而可能增加患者出血的风险;尤其是利托那韦与P450 (CYP) 3A4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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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仍需抗凝,则PAXLOVID替代药物包括:瑞德西韦(remdesivir)、单克隆抗体sotrovimab(用于住院风险高的患者/已被FDA撤回认证/对新变种无效),以及氟伏沙明(抗抑郁药)或吸入性布地奈德(off label,此两种药物用于住院风险低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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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采用华法林等Vit K抑制剂,INR监测存在问题,COVID- 19肺炎患者会出现INR的变异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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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避免和PAXLOVID同时服用达比加群,或根据达比加群的适应症和患者肾功能,减少达比加群的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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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见PAXLOVID说明书。
1.2. 门诊(住院前)阶段肝素和抗血小板药物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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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迄今缺乏证据,COVID- 19门诊患者除非确定与住院患者血栓风险相同,否则不应使用包括低分子肝素在内的肝素类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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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Barco等人发表于柳叶刀子刊的依诺肝素门诊应用于新冠患者的3期临床试验结果也证实了类似观点:在有症状的COVID-19门诊患者中,使用依诺肝素进行血栓预防并不能减少住院率和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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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司匹林等抗血小板药物,如适应征需要继续使用,则继续使用;不建议因COVID-19专门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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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方案的制定要点:首先完善评估:量表、基础病、既往史、必要时影像学检查。
2. 非重症住院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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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素:约20项临床试验给出了已经得到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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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显示了治疗剂量 vs. 预防剂量的低分子肝素、普通肝素等的不同临床获益。
*此处定义为:因COVID- 19住院而不需要机械通气或低流量吸氧以外的器官支持治疗的患者。
3. 孕期患者(略)
4. 儿童(略)
5. 急性肾损伤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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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9-63%的COVID- 19住院患者中出现急性肾损伤(AKI),除了其他不良后果外,还与死亡风险增加3倍以上相关;缺少临床证据,但仍推荐使用标准计量低分子肝素或普通肝素,并根据肌酐清除率调整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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磺达肝癸钠(fondaparinux)在肾功能波动或CrCl < 30 ml/min人群中应避免使用。
6. 肾移植患者(略)
7. 病态肥胖患者(略)
8. 有抗血栓治疗指征的住院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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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确诊VTE或卒中预防(如房颤或机械心脏瓣膜)的COVID- 19住院患者,减少院前抗凝药剂量并无确切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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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接受VKA治疗的患者,COVID-19凝血功能障碍可表现为INR延长,并在治疗期间逐渐缩短。目前关于VKA的使用仍然缺乏临床证据,如INR不稳定,应考虑在住院期间改用治疗剂量肝素(最好低分子肝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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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院前治疗剂量服用DOACs的患者,应考虑在院内改用静脉注射治疗剂量肝素,并根据肾功能调整剂量和类型。对于阿司匹林等抗血小板药物,完善患者个体评估,必要时可继续用药。
9. 重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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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住院的重症COVID- 19患者,应强烈考虑使用预防剂量低分子肝素或UFH,以降低静脉血栓栓塞或死亡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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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住院患者本身已经使用治疗剂量肝素,突然进展为重症,除非明确存在血栓形成、房颤等治疗指证,应将治疗剂量降低至预防剂量,降低出血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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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Bikdeli等人的INSPIRATION临床试验证实,对于ICU患者,与标准剂量预防性抗凝相比,中剂量预防性抗凝并没有降低死亡、ECMO治疗或静脉或动脉血栓形成)。
10. 肝素诱导血小板减少伴/不伴血栓形成(HIT/HITT)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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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非COVID- 19住院人群的治疗原则。
11.出院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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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个体化方法和量表(IMPROVE VTE等)来识别高危出院后血栓患者,并使用DOAC(利伐沙班10mg qd)进行约35天的延长血栓预防;对于院内注射低分子肝素的VTE患者,逐渐过渡至口服抗凝药及华法林和门诊治疗。
ISTH部分争议:
1. 部分证据可能仅适用于重症:对于出血风险低且有血栓栓塞或器官衰竭风险因素的患者,如D-二聚体升高或氧需求增加,应考虑使用治疗剂量的低分子肝素/ 普通肝素(HEP- COVID trial AND RAPID trial 中D-dimer升高患者群体选择和随机化不佳,且纳入患者大部分在第一次流行期间入院,非omicron患者,症状相对较轻)
2. 但是其他一些研究证据仍然证实:治疗剂量肝素在高D-dimer患者中优于预防剂量概率为97%,在低D-dimer队列中为93%
中国和欧洲关于COVID感染相关的VTE预防和治疗共识:
1. 对于COVID-19重症、危重症患者,在无禁忌证的情况下,强烈建议进行VTE预防。
2. 对于轻、中度COVID-19患者,外科患者采用 Caprini 风险评估模型(RAM)确定静脉血栓栓塞风险,在无禁忌症的情况下,对高危和中危患者进行VTE预防。
3. 对于基础病、手术等患者,应动态检测,随时调整治疗和预防方案。
4. 对于COVID-19重症、危重症患者,出血风险高或有活动性出血,禁忌使用药物预防血栓时,建议采用间歇气压压缩(IPC)预防VTE。
5. 低分子肝素(LMWH)被推荐作为低或中度出血风险且抗血栓药物无禁忌症的患者的一线治疗。依诺肝素4000IU qd/那屈肝素 2850IU qd;超重患者根据说明增加剂量;对于严重肾损害(肌酐清除率<30 mL/min)的患者,建议使用普通肝素。
6. 如果血小板减少可疑肝素相关血小板减少症(HIT),建议使用非肝素抗凝剂-达那肝素钠,阿加曲班,或比伐卢定,由于药物相互作用和患者体质等,磺达肝癸钠或利伐沙班不建议应用。
7. 疑似轻、中度COVID-19患者应避免久坐、脱水,并应鼓励在居家隔离期间定期活动(踝关节运动)并饮用适量水。出院患者仍有VTE风险,使用低分子肝素进行预防,不建议阿哌沙班片、达比加群、依度沙班等口服抗凝药,因为大多数抗病毒药物,如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可能通过抑制CYP3A4和/或P-gp增加DOAC相关出血风险。同时患者器官功能障碍也会产生风险。
8. DVT患者可使用经典治疗方案,同时定期监测,警惕肺栓塞的发生。
9. COVID-19疑似VTE患者,或因条件限制未能进行相关检查的患者,在无禁忌证的情况下,建议一线采用低分子肝素肠外治疗性剂量用药。
10. 对于可疑PE患者,行超声心动图、必要时溶栓治疗,如出现难治性循环衰竭或心脏骤停时,可考虑ECMO,条件允许采取手术治疗。
11. 门诊患者,建议在仔细分析其临床情况和病史的基础上,先用量表确定风险,再决定用药方案。
拉丁美洲抗血栓预防和治疗共识(CLAHT)部分建议:
1. 所有患者需进行凝血指标监测,重症患者至少24-48h复测
2. 预防弥漫性血管内凝血(DIC)和脓毒症诱导凝血病(CIS)
3. 除有出血或出血高风险的患者外,所有因COVID-19住院的患者都需要血栓预防
4. 缺乏足够证据证明COVID-19中使用阿司匹林的血栓预防作用
5. 所有无抗凝禁忌症的COVID-19住院患者都应定期接受低分子量肝素(HBPM)的预防性剂量治疗
6. 对于血栓形成或高风险患者,出院后应保持抗血栓治疗。治疗剂量应用至血小板< 50,000/L改为预防剂量,并在血小板< 25,000/L或出血时停止用药(剂量见后)。
关于预防剂量与治疗剂量的共识
下表为来自拉丁美洲抗血栓预防和治疗共识(CLAHT)的部分建议:
使用普通肝素、低分子肝素等的推荐预防剂量
(依次:依诺肝素、那曲肝素、达肝素钠、贝米肝素钠、亭扎肝素钠、磺达肝癸钠及普通肝素)
使用普通肝素、低分子肝素等的推荐治疗剂量
(依次:同上)
临床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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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大流行中,患者基础状态越差,抗血栓治疗使用与否意义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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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14家疗养院居民的COVID-19死亡率和抗血栓治疗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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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死亡率达到47.5%,是否抗血栓治疗意义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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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水仙碱、利伐沙班和阿司匹林联合应用于COVID-19住院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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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T 2020年10月2日至2022年2月10日,11个国家、62个中心,n=2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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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在因COVID-19住院的患者中,秋水仙碱或利伐沙班和阿司匹林联合使用都不能预防疾病进展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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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zlish等在对2785名住院成年COVID-19患者进行了回顾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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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了中等剂量抗凝治疗与预防性剂量抗凝治疗的院内死亡率,并分别检查了院内阿司匹林与无抗血小板治疗的院内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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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变量回归模型中,与未接受抗血小板治疗的患者相比,住院服用阿司匹林与住院死亡的累积发生率显著降低相关(HR 0.522[0.336-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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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COVID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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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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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住院期间,769例(70.7%)患者接受了抗血栓药物治疗:包括低分子肝素(绝大多数为依诺肝素)、部分为磺达肝癸钠和普通肝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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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的患者在住院期间发生大出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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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患者出现了静脉血栓栓塞(30.5%DVT, 66.1%PE, 3.4%DVT + PE),死亡率为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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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变量分析中,肝素的使用与≥59岁患者的生存率独立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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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PE COVID- 19国际多中心回顾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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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8168名COVID-19患者。研究人群接受过预防性抗凝治疗(PAC)或PAC联合阿司匹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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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360名(4.6%)接受了PAC和阿司匹林治疗,2949名(37.6%)接受了PAC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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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PAC和阿司匹林联合治疗的患者住院死亡的累积发生率低于单独应用PAC(15% vs 2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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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阿司匹林治疗对老年COVID-19感染患者住院转归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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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阿司匹林治疗:未接受=41: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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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PE发生率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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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司匹林治疗的老年COVID-19感染患者住院< 30天的全因死亡率高于未接受阿司匹林治疗的COVID-19患者,且D -二聚体水平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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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ossi等进行了比较预防和治疗性低分子肝素对COVID-19患者的死亡率的meta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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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33项研究(31项观察性研究,2项随机对照研究),32688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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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和全剂量应用肝素均可降低死亡率(HR 0.63, 95%CI 0.57-0.69 vs HR 0.56, 95% CI 0.47-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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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预防剂量相比,全剂量与大出血风险较高相关(OR 2.01, 95% CI 1.14-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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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loch等证实了使用预防性DOAC或双嘧达莫的早期抗血栓出院后治疗可改善住院COVID-19幸存者的长期生存和心血管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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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746 2020年4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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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后30天的抗血栓治疗方案:DOAC;n = 1002;双嘧达莫n = 304,对照组n=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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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AC (0.6%, P < 0.001)和双嘧达莫(0.7%,P < 0.001)均降低了全因死亡率(C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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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A降低了PE和卒中,双嘧达莫可单纯降低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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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塞米松对COVID-19患者的心血管系统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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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78 其中113例患者(63.5%)接受地塞米松治疗,中位持续时间1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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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塞米松使D -二聚体峰值水平显著降低(2.16 mg/l vs. 6.14 mg/l, p = 0.002),肺栓塞率显著降低(4.4 vs. 20.0%, p = 0.001)。
监测
1. Cordier等对24名COVID-19入ICU患者进行了血栓弹力图检测,结果证实COVID-19患者的凝血反应时间、凝血时间等显著降低,凝血强度、凝血指数等显著升高。Chaudhary等还推荐使用旋转式血栓弹力测试仪(ROTEM)。
2. COVID-19感染通常与严重炎症导致血液高凝相关,各种凝血参数异常可能是这种血栓风险的标志,如D-DIMER或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1(PAI-1)的突然升高,或C反应蛋白或抗凝血酶水平的迅速降低等。在武汉COVID-19患者中,D-二聚体水平大于1.0µg/mL与死亡率增加相关(p = 0.0033)。
3. 是否对高危患者进行影像学筛查观点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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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苏黎世大学医院 回顾性单中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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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6日至5月13日 n=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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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凝血酶原时间、凝血酶时间、纤维蛋白原和D -二聚体进行了实验室评估。对于抗血栓预防,给予低分子肝素或普通肝素,2例出现HIT患者接受阿加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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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纤维蛋白原水平显著升高至6.4±SD 1.8g/l,在发病第三周达到峰值,随时间推移无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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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二聚体在发病第四周升高至平均值5.1±4.4mg/l,峰值6.8±5.3mg/l,随后下降。
COVID-19感染与血管介入手术、传统药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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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等多个中心观察到COVID-19感染后出现的急性支架血栓形成的发生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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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周和主动脉支架方面目前缺少研究;Giacomelli等人曾报道了1例新冠患者主动脉移植物假体的急性血栓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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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有学者认为可以通过纳米药物研究规避口服抗凝药的降解和药物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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羟氯喹、尼达尼布、西格列汀、蛇毒等药物的作用仍待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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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他汀类药物可诱导ACE2,在COVID-19患者中的安全性仍然存在争议,Umakanthan等人的研究证实了其在降低死亡率上的潜在收益,然而RESIST研究等没有类似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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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流动力学:Sastry等综述了停滞、湍流和非生理性剪应力及其对新冠患者血栓形成的影响。
病例报告–ISR
双冠脉支架急性再狭窄:
65岁男性,CAD史,入院前10天,被诊断为COVID-19肺炎,并接受了地塞米松治疗,因S-T段抬高心肌梗死导致院外心脏骤停入院,发现左前降支和后降支双冠状动脉支架血栓形成。复苏后,DSA显示前双DCS(2010年和2018年植入)存在急性血栓闭塞。患者COVID治疗出院前出现了炎症标志物减少和血小板计数大幅增加。作者排除其他因素后考虑是COVID-19感染导致的严重的血栓形成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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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南开大学医学院/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殷健瀚 硕士研究生
审核:解放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血管外科 博士后 刘峰
编辑:血管资讯 Ol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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