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贾梦雅、夏龙心
浙江省肿瘤医院党委书记程向东是全国知名的胃癌手术“一把刀”，但作为医院管理者、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他同样清楚，“刀口”之外，还需要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的“全链条研究”。
“我不只是想做一个开刀的医生，”他说，“我更想让更多人，连这刀都不用挨。”
程向东担忧来源于中国的胃癌发病现状。在中国，每年有数十万人被确诊为胃癌，其中超半数人会因此离世。
多数患者在确诊时已是中晚期，错过最佳治疗时机。而这一切，往往始于一次被忽视的胃胀、一次因忙碌错过的体检，甚至是一次“怕做胃镜”而一再推迟的检查决定。
正因如此，他愈发坚定：唯有将发现前移，才能真正改变结局。
“胃癌是我们国家最大的疾病之一。”程向东坐在诊室里缓缓说道，语气沉重。
据国家癌症中心测算，我国每年新发胃癌约36万例，死亡26万例，死亡人数在所有恶性肿瘤中高居第三。
“全球将近一半的新发病例、死亡病例都在中国，我们的五年生存率，却只有35%左右。”他顿了顿，“这不是我们治疗能力的问题，而是我们发现得太晚。”
在中国，胃癌常常是“发现即晚期”。
医生正在进行问诊/图源：图虫创意
程向东的门诊室里，病人来自全国各地，有年轻人，也有七八十岁的老人。每当他翻开新病历，看着显示为晚期胃癌的检查结果，他几乎已经能预见患者及其家属接下来会经历什么。
“有些人，胃痛了三五年，但总是习惯性吃点药，缓解一阵后照常吃饭、工作和生活。”他说。达喜、金奥康、奥美拉唑……这些药名几乎成了很多患者的“枕边常备”，直到有一天，突然大出血，送到医院，胃镜一查，晚期胃癌，伴随转移，已经失去了手术机会。
“这种情况其实是非常普遍的。”程向东无奈地说。
现实就是如此残酷。如果在早期发现，癌症局限于胃的黏膜层，只需一次内镜下黏膜剥离术（ESD），几千块钱就能根治，医保还能覆盖；但一旦到了晚期，治疗手段便转向手术+化疗+靶向药+免疫治疗的“全套组合”，每年动辄二三十万元，但并没有根治手段。
图源：视觉中国
在这背后，家庭要付出的成本远不止金钱。有时，病人还没离开，家庭就先垮了，经济上的返贫、情感上的裂缝、未来生活的压迫，一起砸下来，难以承受。“一旦是胃癌晚期，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就是毁灭性的。”
令人心痛的是，很多这样的悲剧，其实本可以避免。
程向东表示，中国胃癌的早诊率仅为20%左右，意味着超过70%的患者在首次就诊时已属中晚期。这一数据在韩国是70%以上，在日本也超60%。
据了解，日韩早在20世纪就开始建立全民筛查体系，日本自1960年启动胃癌筛查，韩国则自1999年推行全国性胃镜检查计划。
《iScience》2024年6月发表的一项研究数据显示，1990年至2019年间，中国的ASIR（标准发病率）从每万人37.6例下降至30.6例，ASDR（标准死亡率）从37.7例降至21.7例，虽有改善，但绝对值依然显著高于日韩。
日本同期ASIR基本持平（10.34降至10.22），而ASDR则从32.2降至14.1。韩国则表现出最显著的进步，ASIR虽略有上升（1.97升至2.51），但ASDR从52.3大幅下降至14.1，与日本持平。
早筛查，早治疗，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死亡风险/图源：视觉中国
这一变化反映出韩国通过筛查和治疗手段，在降低胃癌致死率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整体来看，中国虽在下降趋势中，但仍面临较重的疾病负担，与日韩在早筛体系建设和疾病管理上的差距仍然显著。
“这并不是说我们的技术不行，我们的手术水平、用药理念，甚至很多创新治疗手段，不输日韩。”程向东补充说道，“但问题在于，我们总是太晚。”
可我们为何总是太晚？
在中国，大多数人还没有建立“主动体检”“定期筛查”的观念。胃镜是胃癌筛查的“金标准”，但由于其过程相对不适：需空腹、插管，甚至全麻，再加上费用不低，胃镜“贵”“麻烦”“怕”的标签，常让不少人望而却步。
程向东曾去韩国访问国家癌症中心，看到每个40岁以上的成年人都会主动、定期做胃镜检查。“他们现在依从性超过70%，我们连30%都不到，很多人一辈子都没做过胃镜检查。”
更现实的是，就算有人愿意去做，并不是每个基层医院都有开展胃镜的能力。即使愿查，也可能“查不了”。
医生正在进行胃镜检查/图源：视觉中国
相较于人口基数小的日韩所采用的全民筛查法，面对14亿人口的巨大基数，中国主要采取的是“高危人群筛查”策略。即通过问卷调查，综合年龄、性别、饮食、家族病史等因素，筛出约20%~25%的高风险个体，再建议他们做胃镜。
但这一策略同样面临困境。
“我们做100个胃镜，只能发现1.16个胃癌病人。”程向东摊开双手，他并不否认问卷法的价值，“它成本低，是目前广泛可行的方法,但需要投入的医疗资源仍是巨大的。”
而近年行业里兴起的“液体活检”技术，比如检测血液中的cfDNA、蛋白质标志物等手段，也尚未成熟，面临敏感性不高、个体差异大、价格昂贵等技术与现实障碍，尚未被纳入标准筛查流程。
显然，筛查的意义，不止于医疗技术的进步，而是一场关于认知、资源、习惯的全民博弈。然而如今，真正适用于大众的胃癌早筛工具，仍是稀缺品。
“我们也希望有一天，中国人能像日本韩国人一样，把早筛当作生活的一部分。但在那之前，我们得有更适合我们国情的方法。”
在这道沉重命题的背后，一项从未设想过的尝试正在悄然展开：有人试图让人工智能读懂普通CT图像，用一种无创、舒适甚至不增加额外成本的方式，找到那些早期的信号。
“很多人会怀疑，这就是天方夜谭。”程向东说道。
2023年底，达摩院因一篇关于胰腺癌AI的《Nature Medicine》论文受到广泛关注，首次利用门诊和体检机构常用的平扫CT影像，识别出了早期的胰腺癌。团队希望将“平扫CT+AI”模式复制到更多癌种，胃癌成为下一个目标。长期积累大量高质量图像数据、具备标准化诊疗流程的浙江省肿瘤医院与之不谋而合。
图源：达摩院DAMO
不过，程向东也从医学专业的角度泼了下冷水，直言双方的探索超越了传统影像学的认知和实践，“用平扫CT看早期胃癌？可能十个医生里面有九个半看不出来。”
他见识过AI的能力，此前阿里达摩院的胰腺癌筛查模型确实让人眼前一亮。但他太清楚，胃和胰腺是两码事。
“胰腺是实质性脏器，肿瘤在图像上能看得见，AI能识别我不奇怪。但胃呢？胃是空腔器官，塌陷、充盈、蠕动都在变。图像对比度低，病灶往往只是一点点黏膜增厚。”
胃部示意图/图源：图虫创意
更何况，腹部是个复杂场所，众多实质性脏器和空腔脏器重叠干扰，程向东介绍，在临床上做胃部CT判断病灶深度和转移情况时，医生为了规避这些干扰，会要求患者空腹、尽可能喝1000毫升的水将胃部撑大，进而使用造影剂做增强CT。
但长年致力于突破现有胃癌筛查方式的瓶颈，程向东团队有“明知不可为而为”的勇气。
达摩院AI科学家们则相信，在CT图像那宽达数千级的灰阶中，必然藏着人眼无法察觉的异常信息。关键在于，是否有足够多的高质量训练数据、精准的标签和强大的算法把这些信号“挖”出来。
由程向东带领的临床团队在增强CT上精确描绘病灶区域，达摩院的AI科学家再用图像配准算法，将标签“迁移”到配对的平扫图像上进行训练，让AI在模糊图像中也能精准识别病灶位置。
该AI模型可诊断八种（肺、结直肠、肝、胃、乳腺、食管、胰腺、肾）高发癌症/图源：达摩院DAMO
项目初期进行并不算太顺利。“我们其实一开始希望直接把胰腺癌的技术路线‘复制粘贴’到胃癌上，结果发现完全行不通。”达摩院医疗AI算法工程师夏英达回忆道，“同样的数据量，模型性能却始终上不去。”
达摩院团队意识到，与胰腺癌相同规模的训练数据无法满足胃癌筛查所需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想让AI“看懂”胃，就必须从头搭建一套属于胃的识别体系：更大的数据量、更清晰的标签、更适配的模型架构。
他们联合全国20家医学中心，收集了超过10万例胃癌与非胃癌患者的平扫CT图像。“目前在胃癌这个领域应该是前所未有的数据规模。”夏英达说道。
随着一步步迭代优化，模型的表现越来越令人惊讶，程向东感慨，“模型真的厉害，是突破性、开创性的，特别有意义的一项工作。”
最后，这个被命名为DAMO GRAPE的AI模型，敏感性（即排除假阴性的能力）和特异性（即排除假阳性的能力）分别达到85.1%和96.8%，相比放射科医生分别提升21.8%和14.0%。
图源：达摩院DAMO
在筛查效率上，研究团队在浙江两家地区医院开展了模拟机会性筛查，GRAPE模型可将100人浓缩到6人，且其中约有1人确为胃癌患者，筛查效率大幅提升。
期间，他们甚至在真实病例中验证了“提前半年发现”的可能性。2024年4月，在温州平阳，一位45岁的患者因腹部不适就诊，做胃镜检查后确诊局部胃癌晚期。回溯发现，这名患者其实在2023年10月为了检查其他疾病，做过一次平扫CT。团队将这张旧片子导入模型，AI准确地给出了“胃癌高风险”报警。这一发现令团队里的每位医生都惊叹。
“这就是筛查的意义，”程向东强调,“不是等病人有症状才诊断，而是在没有任何症状时就提前半年甚至一年发现肿瘤。”
而这正打开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如果一张CT能筛出胃癌，能否再多查一些癌？如果AI可以辅助医生发现病灶，它是否也能补齐基层筛查的那块“短板”？
那天，程向东告诉我们，很多人可能无法理解他的激动，觉得GRAPE只是能看平扫CT而已，但意义远不止如此。
“每天碰到那么多晚期病人，是很让人郁闷的。”他言语平静，却令人唏嘘。
身处浙江省肿瘤医院这样的大型医学中心，他所看到的，是一个个错失早筛窗口的真实案例。在他的门诊里，大部分患者都来自小乡镇，他们往往在当地医院束手无策后，听说程向东团队经治的胃癌手术患者5年生存率有66%，远超全国平平，才辗转来到杭州求医。
但与其事后救治，不如尽早发现。这是整个医学界的理想方向，但如何落实，却一直面临技术与现实的双重挑战。
而这正是AI走进癌症筛查的意义所在：不为技术本身的突破，而为了解决一个持续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究竟能不能更早一点？
医生正在进行胃镜检查/图源：视觉中国
对于医疗系统而言，筛查常常意味着“另开流程”，比如高危人群调查、集中召集胃镜检查。但胃镜难以普及，资源集中，导致真正落实到人头的比例极低。相比之下，CT检查已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应用，每年超过亿人次接受平扫腹部CT，却鲜少用于发现胃癌。
而GRAPE采用“平扫CT+AI”的模式，能够在不改变原有路径的前提下，赋予既有图像新的价值，即“机会性筛查”。
“患者到医院来，可能是看个其他毛病，但也做了张腹部的CT，被GRAPE监控到，它就可能告诉你胃部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检查。”程向东解释道。
这种方式的意义，还在于它天然具备下沉潜力。不同于胃镜所依赖的设备和人力，AI系统可以部署在任何一台CT机器背后，自动运行，随时守候。县级医院有CT、乡镇体检中心有CT，只要有图像，就能完成一次早筛。
本质上，这是顶级医疗经验的下沉。达摩院团队通过大数据训练，将浙江省肿瘤医院这样的顶级医学中心的丰富病例资源和诊断经验，教给了AI，再通过技术手段推广到基层和偏远地区，使先进的诊疗能力不再受限于地理位置和医疗资源分布。
图源：达摩院DAMO
“如果你对这个工作认识深入一点，你就会理解GRAPE的高明之处，”程向东激动地说道，“我觉得它很可能会改变我们国家乃至全球的胃癌筛查模式。”
从公共健康的角度看，这也是一次系统性修补。胃癌的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很大程度上源于“能不能做胃镜”“愿不愿做胃镜”。目前，这一模型已率先在浙江和安徽的多家医院落地，嵌入看似日常的流程中。哪怕你没意识到AI的存在，它也将忠实地履行自己的使命。
国家层面早已将早筛上升为战略重点。无论是《“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还是《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都明确提出要推进“关口前移”，鼓励依托技术创新扩大早筛覆盖。
“关口前移，就是让我们把现在早诊率低的现状改变，无论是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还是患者预后，早筛早诊早治的效果一定是最好的。”程向东解释道。
展望未来，双方描绘出更宏大愿景：让“平扫CT+AI”模式走进常规体检和基层筛查。
病人正在进行CT检查/图源：图虫创意
在城市的大型体检中心，每一张体检拍摄的CT都可以成为一次癌症筛查。
而在更广阔的基层，团队还设想将AI搭载在CT车上，驶入乡镇，驶向山村，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完成检查。医生则在远端收到AI提示，完成筛查判断，让早筛驶入“最后一公里”。
“胰腺癌我们是从0到1发现平扫CT可以筛查癌症，但是这个发现能不能复制一直没有答案，”达摩院医疗AI实验室多癌筛查负责人张灵说道，“胃癌筛查的成功，就证明技术有推广到其他癌症的可能性，打开了一扇大门。”
程向东常说，发现一个早期肿瘤，是拯救一个家庭。
这不是口号，而是现实。早半年发现病灶，对医学而言可能只是TNM分期系统上的一行数字差异，但对一个普通家庭，却可能是生与死、希望与绝望之间的巨大落差。
虽然技术不能改变过往，但它可以提前抵达。当AI能够在病灶还未露出獠牙时发出提醒，当“筛查”不再是额外的负担或遥远的资源，那时，人类与癌症的这场长期博弈，或将占得更多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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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平台立场
作者 | 贾梦雅、夏龙心
编辑 | 马妍睿
统筹 | 张鹏霞
排版 | 思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