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医对急病的研究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也取得了一些可喜的进展。1954年，石家庄地区运用温病理论和方法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取得了显著疗效。此后，急病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如对急腹症，冠心病、流行性出血热等治疗都获得了一定的疗效。但前景并不十分乐观，由于西医在我国迅速发展，使中医治疗急病这块阵地逐步缩小。又由于在对待中医问题上存有偏见，有失误，尤其是在“文革”期间倍受摧残，中医急病机构受到严重破坏，中医院不设急诊室，中医大夫不值急诊班，抢救急重病人中医大夫不参加。这种状态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中医只能治疗慢性病的局面。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西医在医疗上的布局不仅合理，且较完整。尤其是急救措施方面，有其优势。中药剂型、给药途径明显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而落伍。
1983年11月，卫生部中医司在重庆召开了全国中医急症工作会议，专题讨论如何开展中医急症工作，提出了《关于加强中医急症工作的意见》。明确了中医急症工作的方向和目标。随后，在1984年，全国成立了七个急症协作组，即高热(南、北方组)、中风、厥脱、血证、痛证和剂刑改革组。这是五十年代以来对中医急病采取的重大举措。
以中风病为例，1983年全国首届中风病学术研讨会，制定了“中风病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标准”定中风病名，别称卒中，相当于西医的急性脑血管病，并提出病类与证名联合的辨病分证诊断方案，即将中风先分为中经络和中脏腑两大病类，然后再分为九种证候。其病名诊断举例为：“中风病、中脏腑；痰热内闭心窍证”，中风病名诊断经全国30多个医疗科研单位2200多例患者的反复临床验证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
中药剂型及给药途径的改革是中医治疗急病的关键。传统剂型有丸、散、膏、丹、汤等。给药途径主要经口服。这些剂型及给药途径，在临床急救时往往受到一定的限制。且体积、容积较大，吸收慢，使用不方便，难以收到速效，高效的效果。尤其对小儿及无法口服给药的患者难以接受。1983年以来，卫生部中医司及后来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科委加强了中药剂型改革工作的领导，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工艺，生产出多种新剂型，如片剂、浸膏、合剂、冲剂、气雾剂、针剂等，以及多途径的给药方式，特别是静脉给药，大大提高了疗效，缩短了疗程，使得原来采西药急救治疗的急病，如高热、败血症、感染性休克、心律失常、急性肾功能衰竭等也能用中药治疗。
自1983年以来全国中医急症协作组和剂型改革组，共研制40多个中医急症新制剂。其中如厥脱症协作组的参附青注射液、养阴增液注射液、升压灵注射液、参麦注射液等系列制剂，通过了临床验证，显示了中医治疗厥脱症的优势。
1990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制定了《中医内科急症诊疗规范》，对中医急病诊疗评定标准作了明确规定。1992年2月中医管理局在广州，召开了全国中医急症工作会议，制定了《全国中医急症工作五年计划》及《加强全国中医急症工作的意见》。同年，扩大全国中医急症协作组，设中医急症奖励基金。修订《中医内科急症诊疗规范》(第一辑)。随后相继出版了《中医急诊医学》、《中医内科急症学》等急症专著。
1993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为促进中医急症工作开展，组织专家对部分已正式生产的中药制剂进行论证，筛选出15种列入首批全国中医医院急症室必备的中成药。
(一) 肝胆病
病毒性肝炎
自八十年代初期以来，中医中药对乙肝的治疗取得了突出成就。首先表现在对本病病机的认识，有许多学者提出湿困、阴虚矛盾论、痰瘀互阻论、阳气主导论等新概念。对其辨证治疗，则认为气滞血瘀和肝肾阴虚两证多见。治疗其较难解决的病机是湿困与阴虚的矛盾。
对治疗乙型肝炎的单方单药的研究，目前较为深入的有五味子、山豆根、大黄、丹参、三七等。在单方单药对肝炎的多向治疗研究中，有学者大胆地进行了中药脂质体工程在治疗慢性乙型肝炎方面的创新性研究，把具有调整机体免疫、改善肝功能、抑制病毒复制和抗纤维化等多种作用的中药装入脂质体载入肝细胞内。这是一项开拓性的研究，为中药治疗肝炎开辟了新的思路。
肝硬化及肝硬化腹水
对其病因病机的研究，多从气、血、水论述。有学者认为：其病位虽有肝，但与脾肾关系十分密切。脾肾气虚才是该病的本质，往往是始则病气，继则病血，再则病水，气病则血亦病，血病亦可伤气；血病水亦病，水病则气塞不通。气血水之为病，既各有侧重，又相因为患，以气虚为本，血瘀为标，腹水乃标中之标。贝润浦贝润浦：姜春华治疗肝硬化的经验，肝硬化的病理状态是瘀血郁结，体质状态是气虚脾弱，其特点是病实体虚，虚实互间。并提倡用活血化瘀治疗肝硬化的学术观点。
自八十年代以来，临床有关肝硬化治法的报道十分丰富，但从总体看都离不开治血一法。如益气活血法、行气活血利水法、行气活血软坚法。
胆石症
从全国各地对胆石症的研究结果看，临床以气滞型多见，湿热型次之，毒热型亦可见到。
朱培庭等报道，根据中医“胆为六腑之一，六腑以通为用”的理论研制的胆宁片，经上海中医学院附属龙华医院等11所医院对608例气郁型慢性胆道感染、胆石病进行不同剂量及双盲、随机方法与利胆排石片对照进行前瞻性临床研究观察，胆宁片总有效率95.83%，利胆排石片有效率83.21%。
耳压疗法排石的研究，五十年代就曾有过报道。但对其作用机理尚未完全阐明。1985年南京市耳压疗法治疗胆石症协作组对耳压疗法的作用机理进行了实验研究，观察发现耳压后肝之分泌增多，胆囊内压增高，Oddi氏括约肌舒缩频繁，胆汁流量增多。朱振铎等发现耳压后患者在胃镜观察下可见胃蠕动加强，B超显示胆囊功能亦加强。成跃红等采用耳压配合中药利胆排石一号、二号方及脂纺餐综合治疗537例胆囊炎、胆石症，总有效率98.7%。
(二)脾胃病
1979年，全国消化会议将溃疡病分为肝气犯胃型、脾虚肝郁型、脾胃虚弱型和胃阴不足型。但却忽略了临床多见的挟寒、挟热、挟湿、挟瘀证。全国高等中医院校第五版教材《中医内科学》和董建华主编《实用中医内科学》在胃脘痛的分型方面作了一些研究，但都不十分理想。
1984年，全国中医治疗急症胃痛协作组成立，随即组织全国13个省市的一批脾胃病专家，协作攻关，制定了胃脘痛的诊断、辨证标准。“标准”规定病名诊断，包括主症、病史、诱因及理化检查。并确定了胃脘痛的气滞证、虚寒证、阴虚证、火郁证、寒凝证、血瘀证和食积证的证候诊断标准。此标准于1983年至1986年，经全国20个省市的45个医疗和科研单位对3000多例胃脘痛患者的临床观察，一致认为该标准既符合临床实际，又简便易学。
萎缩性胃炎一直被认为是很棘手的病证，国内外曾有专家认为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胃粘膜腺体萎缩不能逆转。针对这一论点，学者们进行了广泛研究。上海张镜人等根据调气活血的治则，收治52例慢性萎缩性胃炎，随访了3-5年，结果症状有效率为88.46%，病理有效率73.08%，胃粘膜病理对照，腺体萎缩改变P<0.01，肠腺化生改变P<0.05，7例伴有不典型增生全部消失。
(三)心脏病
五十年代以来，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成绩不令人满意。七十年代末以来，针对心衰的虚、瘀、饮等病理特点，治疗多采用益气、温阳、活血、利尿。
根据我国冠心病流行率调查表明，五十年代末以来，我国冠心病的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1957年城市居民心脑血管病死亡占总死亡的12.07%，1985年上升为44.4%。病理解剖研究表明，我国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病变发生率年龄较建国前提早了5-10年。
近十五年来，中医药在冠心病的诊治方面，出现了可喜的势头在五、六十年代大量临床实践的基础上，根据其病机本虚标实的特点，1980年讨论制定了心绞痛的中医辨证诊断标准，并在全国广泛试用。1985年以后又两次进行修订，1990年正式拟定心绞痛的中医辨证标准，使中医治疗心绞痛的研究上升到一个新水平。运用益气活血、养阴益气、益气补肾、活血化瘀、宣痹通阳、芳香温通等方法控制心绞痛的报道异常丰富。此外，尚有冠心苏合丸、宽胸丸、心痛气雾剂等多种制剂治疗心绞痛的报道。
急性心肌梗塞是临床常见病症，其死亡率较高。多数学者认为，气虚血瘀是该病的主要原因。大致表现为：痰浊瘀阻型约占40%，脾虚痰浊型约占20%，心肾阳虚及心阳虚脱型约占20%，肾阴虚型约占10%，心气不足型约占10%。因此治疗常以益气活血、通腑化浊、养阴生津、回阳救逆等治则立方。为使中药更好发挥作用，全国各地先后研制成速效救心丸、抗心梗合剂、生脉针、参附针、枳实针等多种新剂型、疗效确切，已被临床所证实。
(四)高血压病
鉴于我国高血压发率较高，五十年代以来，对本病进行了广泛研究，取得了初步成绩。
1985年上海市成立了高血压研究所，对高血压的防治提出了“降压、纠正机体平衡失调、巩固疗效”三者兼顾方针。
随着中医药对高血压病临床研究不断深入，不少学者希望通过基础研究，在高血压不同中医分型中寻找一些客观的实验室检查指标，为辨证分型客观化、规范化提供科学依据。
(五)中风病
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风病的临床研究，仅仅是零星的个案报道。八十年代以后逐渐由个案病例转向大案病例，由个人转向个人牵头的群体研究。诚然，群体研究方式有助于加速科学的更好发展。
八十年代以后，中医界对中风病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这种大规模协同攻关，是前无古人的。1983年全国中医内科学会中风病组提出。定中风为病名，别称卒中。经过多次全国性中风专题学术会议广泛深入的讨论，已逐步为中医学术界所公认，目前已趋于统一。
随着对中风病研究的深入，辨证论治和系统化方药也日益丰富。从1983-1986的3年时间里，经全国30多个医疗、科研单位对2200多例中风病患进行临床观察，提出病类与证名诊断方案(将中风病按有无神志昏蒙分为中经络与中脏腑两大病类)，于1986年由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内科学会主持，在山东泰安召开的《中风病中医诊断、疗效评定标准》总结评议鉴定会上，通过了专家鉴定。
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医药对中风病的治疗取得了可喜成就，疗效在逐年提高。在预防、康复治疗方面显示其一定优势。新制剂清开灵不但有较好的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醒脑开窍的作用，而且由于给药途径的改进，使疗效显著提高，已被列为中医医院急诊科必备急症中成药。
(六)厥脱
五十年代以来，对厥脱的认识较前人有所提高，从临床报道资料看，大多数学者认为厥虽属危急重症，但并未致脱证。故厥为脱之轻证，脱为厥之变证，两者相互转化，难以截然分开。治疗常以厥脱并论。
1983年以来，成立了全国厥脱证协作组，经全国15个省市200多所医院调查研究，复习文献，临床验证，反复讨论，统一了认识，制订了厥脱证诊治规范，认为：厥脱证非单纯之厥证或脱证，是指邪毒内陷或内伤脏气或亡津失血所致的气血逆乱，正气耗脱的一类病证。相当于各种原因引起的休克。有学者对这一新的命名提出商榷。
七十年代以后，经全国上在百家科研单位与医院的共同努力，利用新科技、新工艺对益气养阴、固脱救逆、清热开窍、活血化瘀、通里改下的方药进行了剂型改革，取得了突破性成就，研制出初具系列化的可供临床抢救厥脱证之用的高效、速效制剂应用于临床。
目前较成功且为临床多用的有参附青注射液和参附注射液，用于治疗正气大虚、阳气暴脱的厥脱证，经临床疗效观察，其效果与西药抗休克药效相仿，且无任何毒副作用。同时发现该针剂在血压回升及肢冷改善等方面明显优于西药组。1987年分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大科技进步甲乙级奖。其中参附注射液还被列为中医医院急诊室必备急症中成药。用于气阴两脱的生脉注射液或参麦注射液，其稳压效果较西药满意。对心悸、真心痛所致的厥脱证疗效更佳。还有理气救逆的枳实注射液、青皮注射液、升压灵注射液以及清热开窍的青开灵针、牛黄醒脑静针等临床报道颇多，疗效较好。除了药物治疗外，针灸疗法已成为抢救厥脱证的常用急救手段之一。针刺“人中”穴治疗厥脱屡见临床报道，大多有良效。
(七)肾与膀胱病
急性肾小球肾炎，五十年代基本以传统的辨证治疗，以发汗、利尿为治疗大法。六十年代开始，辨证一般分风寒、风热及湿热三型，治疗风寒、风热型以宣肺利水为主；湿热、湿毒型以清热利湿为主。
慢性肾小球肾炎中西药治疗，疗效不甚满意。1986年全国第二次中医肾病学术会，讨论制订了慢性原发性肾小球疾病中医辨证分型试行方案，即本证与肺肾气虚、脾肾阳虚、肝肾阳虚、气阴两虚；标证为外感、水湿、湿热、血瘀、湿浊。统一了全国对慢性肾炎的辨证分型。尤其在八十年代，利用血清免疫球蛋白、补体C3的测定以及尿中肌酊、尿毒、钾、磷、镁排泄量的测定来探讨与中医分型的关系，进行了初步尝试，取得了一些新进展。
肾功能衰竭的中医治疗，在五十年代末南京中医学院报道用大黄泄浊法，以清解血分热毒、降低血氮收到较好的效果。六十年代上海中医学院开始用大黄牡蛎煎剂灌肠，效果亦佳。八十年代以来，对肾衰的治疗更为活跃。大黄对肾功能衰竭的治疗效果，已被大量临床实践所证实。麻庸等用尿毒灵灌肠液保留灌肠，同时口服金匮肾气丸、六味地黄丸，共治疗309例，总有效率95.5%，并进一步分析发现，该疗法对降低尿素氮效果最佳(90.3%)，二氧化碳结合力有效率77.8%。
近几年来，丹参对本病的治疗，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
泌尿系结石的治疗，六十年代初，岳美中曾系统总结了有关文献及治验。七十年代初，遵义医学院急腹症研究小组提出尿石的总攻疗法，收到很好效果。此法仍为目前尿路结合的常用综合疗法。八十年代，不少学者采用清热利湿、活血软坚、温肾利水等治疗法则，疗效显著。九十年代，随着对本病病因病机认识的不断深入，多数学者认为，该病的发生是由气化乏力，导致尿中滓质不能及时排出，以致湿热砂石损伤血络，血液外溢，停留成瘀。故提倡以行气化瘀活络为主的治疗原则，临床屡屡获效。
(八)血液病
六十年代，吴翰香等用健脾温肾方药配红参粉、鹿茸粉治疗再障25例，有效率68%。后在临床反复验证，疗效分别在62-79%。七十年代，上海曙光医院血液组用益气健脾补肾治疗再障100例，有效率87%。八十年代以补肾为主的大宗病例报告，进一步观察到补肾阴药仅能改善症状，而温补肾阳药却能刺激骨髓造血。储榆林等根据国内学者一致认为肾虚是导致再障的主要发病机制，故对肾虚分型研究，分肾阳虚、肾阴阳两虚和肾阴虚三型。实践证明此三型与现代医学对再障分急、慢性之间存在一定内在联系，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九十年代，治疗再障继续以补肾法为主，调理脾肾，侧重温肾，同时重视活血化瘀法及其方药的研究。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治疗，六十年代中期，中国医学科学院等单位，根据泻肝经实火的治疗原则，采用当归龙荟丸治疗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取得了良好开端。随之对该丸剂进行药物分析，结果发现该丸剂中若不含青黛、芦荟，治疗慢粒无效，反之则疗效显著。进一步对青黛进行分析与研究，药理研究发现，青黛对小鼠白血病L7212有抑制作用。其后，从青黛中分离出靛玉红，用半合成、全合成靛玉红治疗取得成功。该项研究获国家科委1981年三等发明奖。随着对这一研究的不断向纵深发展，有学者利用全合成靛玉红的类似物–异靛甲(Meisoindigo)治疗134例慢粒，有效率达94.03%。该药是目前治疗慢粒的一种新的有效药物。
(九)热症
五十年代初期至1966年的17年中，热症的研究主要着重于对古典原著的整理研究，以及热病医案的分析。随后大量的热症临床研究论文问世，而此期的热症研究主要集中在痢疾、疟疾、流感、麻疹、乙脑等疾病。
乙脑的中医药治疗在五十年代，取得了成功经验，震动了当时医学界，石家庄郭可明按中学“暑温”辨证，提出清热、解毒、养阴三治则治疗乙脑，被作为“石家庄经验”在全国推广。蒲辅周对乙脑提出的“暑湿并重”观点以及论“八法”，对临床具有指导性意义。在17年中，有关乙脑病例报告日渐增多，专方专药以及新方药、新制剂的研究与运用异常活跃。
这一时期，热病临床病例报道成批出现，用常山及青蒿治疗疟疾；紫苏、荆芥、贯众、连翘防治感冒；用大蒜、鸦胆子治疗痢疾，尤其当西药耐药性的出现，中医药治疗倍受重视，临床实践表明，中药不仅对急性痢疾有较好的效果，对慢性痢疾亦有良效。
1966年-1976年，又称“文革”十年，这一时期，是中医热病临床研究走向低谷的十年，学术气氛异常沉闷，难以读到热病临床研究论文，所读到的都是一些零散的经验介绍。
七十年代末期至九十年代初期，是热病临床研究飞速发展时期，不仅研究范围广，而且有一定深度。尤其是热症(南方北方组)协作组的成立，标志着中医对热症治疗走上规范化、系统化的发展阶段。
随着中医对热症研究的不断深入，热症的治疗和方药的研究也在不断创新，适应热症需要的多样化剂型在陆续投放市场，清热解毒4号针静滴治疗流行性出血热，以其效果好，既可阻止DIC的形成，又增强细胞免疫功能，且无毒副作用，倍受欢迎。该项成果获1981年部级乙等奖。还有正柴胡饮冲剂，获卫生部1985年度医药卫生科技成果甲级奖，被列为中医医院急诊室必备之中成药。
(十)喘咳
1972年首次全国老年慢性支气管炎会议，确定了支气管炎的疗效评定标准，大体分四级，即近期控制、显效、好转、无效。这种分级虽不甚理想，但对促进慢性支气管炎的研究逐步向规范化方向发展。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79年在广州全国慢性支气管炎临床专业会议上，明确了慢性支气管炎的中医证候分类。分标证(热痰、寒痰、热喘、寒喘)和本证(肺气虚、脾阳虚、阴阳俱虚、肺肾阴虚)。疗效评定和证候分类标准的确定，推动了慢性支气管炎的规范研究。这一时期全国各地通过单位之间的协作和大量病例观察，对该病的认识逐步明确。
九十年代以来，有学者提出喘咳的病机除痰致病外，血瘀是不可忽略的病机之一。
喘咳的治法与方药研究，在五、六十年代大多数以辨证治疗为主，有是证用是方。七十年代以后多主张辨证分型，对型用药。
(十一)痹证
痹证论治，近半个世纪以来，讨论较多，尤以谢海洲对痹证论治的七要点最为全面系统，七要点，即：①祛邪不忘扶正，②除痹不忘湿，③治痹不忘利咽，④寒痹宜温肾，⑤热痹宜养阴，⑥寒热错杂以通为要，⑦久病入络，宜活血搜风。
五十年代以来，对痹证治疗的方药研究，可谓是前所未有，成绩突出。除了运用古方随证化裁有良效外，大批自拟新方，用于临床取得疗效后，逐步形成固定成方或成药。如抗风湿1号酒、抗风湿2号酒、五藤饮、痹苦乃停片、痹隆清安片，益肾蠲丸、痹冲剂。雷公藤及其制剂的研究也较深入。
(十二)癫痫
多数学者认为其病因不外风、痰、火、惊、瘀为患。因而从临床报道看，采用最多的是熄风化痰法、镇惊安神、活血化瘀、和解法和扶正法等治疗原则，所用方剂大多在古方基础上化裁。近十年来，有不少自拟抗痫方药用于临床。
针灸以其廉、简、便、验的优点，日益受到学者们的亲睐，运用针灸治疗癫痫的临床报道十分丰富。有学者通过电针大鼠不同穴位，抑制青霉素引起的皮层痫样放电的实践，提出电针制痫具有穴位特异性，其中督脉似起重要作用。从而推测，电针上述穴位很可能动员了脑内递质达到制痫效应。
(十三)内分泌及代谢病
1991年刘冰就糖尿病中医药研究现状进行评估，目前大多数学者对糖尿病分型较为公认的有：燥热阴虚型、气阴两虚型、瘀血内阻型、阴阳两虚型。而糖尿病从瘀论治的观点已得到普遍承认。
1949年后，应用针刺及中药治疗甲状腺机能亢进，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尤其是针刺治疗不仅能使血中T3、T4下降，而且血中cAMP的含量亦下降，近期远期均有疗效。对服用抗甲状腺机能亢进药物有不良反应者，针刺治疗亦能取效。
含碘的药物一直被作为治甲亢的理想药。九十年代以来，多数学者主张对甲亢患者不宜使用传统的海藻、海带、昆布等含碘药物。李常度等对这一学术问题作了利弊分析，根据临床报道，凡应用含碘丰富的中药及其方剂几乎都有较高疗效。但其弊病有：①数周后出现甲亢症状复发、反跳，病情加重，远期疗效差。②再次使用抗甲状腺药物，则需加大剂量，延长疗程，症状缓解率明显降低。③一旦发生甲亢危象再用碘化物抑制甲状腺素的释放则无效。因此强调指出，临床用含碘丰富的中药作常规治疗应持慎重态度。
高血脂症属中医“痰湿”、“浊阻”、“肥胖”等范畴。
九十年代以来，对高脂血症的研究有了新进展。刘一志等认为高脂血症是一种“微观血浊”，其产生与水、湿、痰、瘀、食、虚等病理因素有关，其中肾虚最为密切，并测得肾虚患者雌二醇水平偏高，高密度脂蛋白一胆固醇(HDL-ch)与之呈负相关，说明肾虚导致HDL-ch下降。基于这一理论依据，取冬虫夏草、黄芪、葛根、绞股兰甙制成益肾降脂片以培补肾气，治疗30例慢性肾衰合并高脂症患者，总有效率93.3%。
(十四)男科病
就男性不育症而言，古人多从“命门火衰，精液清冷”立论。近年来有不少学者提出了痰、瘀、实是男性不育的重要病因病机，并强调“治勿忘痰、治勿忘瘀”，“不应一概从补论”的理论。王琦等认为阳萎求诊者多见青壮年，探其病因，常因情志所伤。提出了阳萎与情志因素有关。并提出“阳萎从肝论治”的新思路。郭钦岱对阳萎与情志因素作了进一步探讨，提出怒郁、思虑、惊恐、悲忧都可导致阳萎。又如对射精不能症，汪锡尧认为肾的藏精与泄精与中气旺盛密切相关，治疗应充养中气，促进肾气，以开通精关，使之推精外出。刘表江指出：治疗本症，切忌不察病因，动辄以为不育多虚，而忘投外肾壮阳之药。据报道收治9例射精不能症，以清泻肝胆湿热为主，方用龙胆泻肝汤加减，全部获愈。
(一) 肛肠病
自1956年福州市人民医院根据“异物刺激炎证反应和创道引流”的枯痔钉治疗机制，提出药物组成原则为低毒、无毒，大大减少了砒中毒的发生。1981年陈永健等提出疗效与含药种类、药量无关的异物枯痔钉(白及、牛筋线等)疗法，并进一步揭示枯痔钉作用机理为：炎性反应→血管内皮坏死、血栓形成、组织坏死、出血→炎症局限、组织开始修复再生→纤维化形成。
七十年代初，内痔的硬化萎缩和坏死脱落两种注射法也在不断改进提高。史兆歧、凌朝光、王善立等根据“酸敛涩收”的中药理论制成并成功应用于临床的“消痔灵”注射液及“四步操作法”，经临床检验疗效稳定，操作方便，并且能够有效防止复发。
中医方法治疗陈旧性肛裂的临床研究自80年代以来，普遍肯定“内括约肌潜行切开扩张法”，抓住切(内括约肌切断)、扩(扩张肛管)、清(清创)三个要点，疗效显著。唐汉钧提出“深切手术”，具有良好的远期疗效，无复发。
五十年代以来，在继承传统挂线疗法的基础上不断研究改进。七十至八十年代有人提出“低位切开，高位挂线”法，已在国内广泛推广，因其简单易行，复发率低，可避免肛门完全性失禁而在临床上有重要价值。婴儿肛瘘的早期排脓和挂线治疗，具有疼痛轻、出血少、无尿潴留，减少感染的显著特点。八十年代中后期，治疗肛瘘又在切开挂线的基础上有所改进，采用切除缝合法以缩短疗程，适用于低位单纯肛瘘和低位复杂性肛瘘中能触到瘘道并有明显硬索而无炎症者。
(二)烧伤
1962年胡家骅等总结14例运用清热解毒、安神镇静、生津利尿中药组成的抗休克合剂治疗烧伤面积为20%－40%的烧伤患者临床经验，提出早期运用中药抗休克可减少静脉补液并减少败血症发生。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末期，大量的临床治疗经验和机理研究报道出现。有人用外敷烧伤药膏，口服烧伤饮料，注射“复脉”(红参、附子、麦冬)，治疗休克期大面积烧伤183例，平稳度过者147例，不平稳29例，死亡7例。药理实验证实“复脉”注射液可迅速而有效地对抗MDF(心肌抑制因子)对心肌的毒性作用。
八十年代中，抗感染和败血症的有效中药筛选实验和临床治疗相结合，有学者选取62味抗炎中药组成39种合剂进行药理实验，发现其中数种疗效显著；还有人制成“地榆黄连素混合粉剂”敷创面，采用中医辨证口服给药抗感染，用生脉、参附合剂益气养阳固脱解毒毒等等，对控制败血症、减轻机体中毒症状，提高机体抗病能力均有良好效果。
九十年代以来，烧伤外敷中药制剂广泛应用于临床。“烧伤涂膜剂”由若参、紫花地丁、蜀羊泉、白头翁、冰片等制成，用于烧伤后暴露疗法，疗效显著。
(三)银屑病的治疗
七十年代针对银屑病的治疗开发出大量单方验方，多为对“病”下药，如青黛片、靛玉红、国桐叶、洋金花、紫草注射液、板兰根注射液、虎杖甙片等等。八十年代以来，不少学者采用中药加长波紫外线照射治疗银屑病，常用中药有白芷、补骨脂，在着眼于临床有效方法和药物疗效的同时，中医皮科领域还开展了银屑病病理及疗效方面的实验研究。九十年代以来临床所见银屑病呈上升趋势，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皮科以”清银解毒汤”治疗寻常型(辨证分型为血热型)银屑病108例，配合外搽酊剂，总有效率达86.67%，与口腹复方青黛丸的对照组比较有显著差异(P<0.01)。近年来，中药治疗银屑病的临床药物筛选工作深入进行，药物选择、剂型及给药途径的研究取得显著成效。一般多以血热风燥、血热毒、盛血虚风燥及血瘀湿热等分型，药物多选用清热解毒，养血滋阴，疏风逐瘀药如土大黄、土茯芩、双花、连翘、大黄、轻粉、白蒺藜、生地、丹皮、三棱、莪术、防风、当归、贯众、雷公藤、蜂房、昆明山海棠、大枫子、蛇床子等，特点为毒性小，复发率低。无论外用或内服，临床文献报道的总有效率均达92%以上，其中显效率达50%左右。
(四)硬皮病
中医界自六十年代以后加强了对本病的临床研究，七十年代邓铁涛、赵炳南、顾伯华等中医专家针对硬皮病不同症状表现进行辨证治疗，采用补气益肾法、活血化瘀法、化瘀补气法、通络化瘀法等各种治则方药，在临床上获得了比较肯定的疗效。
除中药治疗外，针刺、艾灸、拔罐、药物熏洗、推拿疗法均对改善硬皮病临床症状有一定效果。有报道以散寒开腠、温阳通脉、活血化瘀治则循经取穴，针刺与隔药灸法并施，疗效良好。用中药熏洗或推拿疗法也可获得疗效。1991年马龙侪氏总结马骥老中医治疗硬皮病临床经验，认为硬皮病以脾肾阳虚、寒邪凝结为多见，但亦不之瘀热阻络，毒邪内聚者；并介绍治愈1例病程10年患者的用药经验。
(五)红斑狼疮
据综合1978年以来54篇有关论文中的1828例患者辨证治疗情况分析，可分为毒热炽盛型(急性发病、发热、蝶状红斑、关节痛)，阴虚内热型(低热、斑疹黯红、五心烦热)，肝肾阴虚型(斑疹消褪、腰膝酸痛、头晕耳鸣、脱发闭经等)及邪热伤肝型(胁胀纳呆、头晕失眠、肝脾肿大，月经不调等)，脾肾阳虚型(晚期，四肢浮肿、臌胀)，风湿热痹型(关节酸痛)为多见，还可见到肝风内动、邪蒙清窍，毒热攻心，气阴两伤、阴阳两虚等证型。
八十年代以来，关于治疗红斑狼疮有效中药的筛选研究，也在中西医病因及发病有关理论指导和实验支持下积极展开。雷公藤提取物是八十年代发现的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有效中草药。雷公藤总甙具有免疫抑制和抗炎作用，属于“对因治疗”，用药后可使免疫球蛋白(Ig)，类风湿因子(RF)、红斑狼疮细胞(LE)、抗核抗体(ANA)等转阴，补体总值上升。
九十年代初，中医治疗狼疮性肾炎(LN)的临床研究获得一定效果。在激素、免疫抑制剂、血浆置换、肾移植等西医治法之外，结合中医药辨证论治可提高疗效，延长生存期并减少副作用。
(六)乳腺疾病
乳腺增生症的中医疗治疗已经被近30年来的临床效果所确认和肯定，七十年代以来，内服、外用药物处方被广泛研制并用于临床。
急性细菌性乳腺炎是中医治疗的长项。多种治疗手段如内服中药、外敷中药、针灸、按摩等均有悠久而肯定的临床疗效。解放后各种经验报道和有效方剂、单方验方得以科学验证后被大力推广使用。早期使用清热解毒、消肿散郁法治疗可防止脓疡形成；脓成未溃期应用托里消毒的传统方药黄芪内托汤疗效满意；溃脓期脓肿抽出后可用提脓粉Ⅰ号排脓生肌去腐，促进创面愈合，据报道治疗1469例，治愈率高达96.39%。针刺治疗及穴位放血疗法及氦平氖激光穴位照射治疗获得良好效果的病例也每见于报道。
中医药治疗乳腺癌的临床研究也在积极展开。一大批具有抗癌作用的中草药被筛选出来，提取其有效成份用于乳腺癌治疗中，其中长春新碱(长春花植物)、秋水仙碱(山慈菇)已经做为常规用药而应用于临床。中药治疗乳腺癌，牢牢抓住“毒邪鸱张”与“冲任虚衰”两个方面以扶正驱邪。实验证明能够增强巨细胞的吞噬功能及免疫系统、酶系统相关功能，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
(一) 骨折的治疗原则及方法
1958年以来，天津医院骨科在系统发掘总结传统骨伤科治疗经验手法的基础上，提出骨折治疗原则为“动静结合，筋骨并重，内外兼治，医患配合。”据该院总结1958-1978年6万余例骨折患者治疗情况来看，这一治疗原则基本上可以避免骨折愈合慢、治疗时间长、骨质疏松、肌肉萎缩、肌腱粘连、关节僵硬、畸形愈合等现象，并可明显减少再骨折的发生。1976年中国中医研究院骨伤科研究所盂和等人研制的四肢骨折复位固定器正式运用于临床。上海市伤骨科研究所等单位及学者利用铬平铬酸钠标注测定活血化瘀药在骨折愈合中的作用机制，对理气药增加骨痂和血中枸橼酸含量促进骨折愈合，对中药外敷药物促进局部毛细血管增生、扩散、骨内外膜细胞增生等机制的研究，反复证实了中医骨伤科治疗原则的科学性和疗效的客观性。并且从内分泌激素与骨折愈合关系说明中医“肾主骨生髓”理论及经验的意义所在。
骨折整复手法，经尚天裕等博采众长，总结为“十大手法”：手摸心会、拔伸牵引、旋转回绕、屈伸收展、成角折顶、端挤提按、夹挤分骨、摇摆触碰、对扣捏合、按摩推拿。
(二)骨关节及软组织感染
天津医院骨科自1959年开始采用中药内服外用配合治疗感染性开放性骨折，他们研制的中药“生肌象皮膏”治疗四肢感染性开放性骨折(多为粉碎型)127例，除5例血运障碍截肢外，其余肢体得以保留，伤口平均5个月内封创，骨折平均6个月内愈合。生肌象皮膏临床疗效特点为：创面肉芽岛、皮岛生长快，外面愈合后瘢痕挛缩现象较少见。针对生肌象皮膏敷创面后出现的脓汁，南开大学生物系进行了多项生化检测及细胞学研究，认为中药外用所形成的脓汁中溶菌酶含量显著增高，因而可刺激巨噬细胞的吞噬活性，提高机体免疫水平；此外脓汁中含有大量糖类、酶类和蛋白质，对创面肉芽组织、上皮细胞的生长起到增强作用，皮岛为角质颗粒较多的新生表皮组织，构成真皮和真皮乳头；而骨岛沿骨组织的伏克曼氏管向骨皮质表面生长突出。中药外用对损伤局部血液循环有显著改善，甲皱循环显示为血管脉增多，管腔扩大。实验手段充分验证了中医骨伤科抗感染和促进骨及软组织再生的祛瘀防腐、生新活血、解毒消肿作用。天津医院自1959年起专门设立了治疗大面积软组织感染性损伤病房八十年代中期已收治2000余例患者，治愈率达95%，有效率达98%，其中感染创面最大者占全身面积40%，均采用生肌象皮膏外敷治疗。
骨关节结核是骨伤科常见病。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自1958年起研制抗骨关节结核的中草药“结核散”(含蜈蚣、全蝎、蛰虫等)，治疗患者有效率达100%，痊愈率达83%，疗程10个月。1965年他们在连续观察和研究中肯定了结核散的远期疗效并进行中药抗骨关节结核的理论探讨。
中医药治疗骨髓炎，内服以解毒泻火、养阴益气为主旨，外用药以提脓拔毒、去腐生肌为大法，几十年来，已经得到临床广泛验证和运用。
五十年代后期，中医推拿疗法的临床范围已经包括内、外、妇、儿诸领域，具有确切疗效的病种已达70余种，包括头痛、感冒、胃病、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盆腔炎、痛经、脑膜炎后遗症，小儿惊风，腰椎间盘脱出、肩周炎、颈椎病等等。八十年代中，除了传统的推拿治疗骨伤关节疾病以外，推拿治疗内科疾病的临床经验总结和机理探讨有了突破性的飞跃。同时，推拿手法的改进在传统基础上有了深入发展。
六十年代的研究已经认定推拿对胃运动、促进胃液分泌、促进对蛋白质、淀粉的消化有作用。1980年，北京中医医院儿科总结发掘传统的小儿捏脊疗法，用木糖排泻泄法观察对小肠吸收功能的影响，发现捏脊能显著增加木糖排泄量，改善小儿消化功能。推拿治疗小儿腹泻疗效高、无痛苦、易为患儿及家长接受。张素芳等推拿治疗小儿腹泻400例，痊愈358例，无效8例。经采用磷32消化吸收对照实验证明，推拿后肠吸收功能比未经推拿组高出30%-40%。
根据中医肾主生殖的理论，自六十年代以来，不少学者致力于这一理论的研究，通过理论与实践，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和研究手段，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对肾–天癸–冲任–子宫之间的关系做了较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肾–天癸–冲任–子宫是构成女性生殖轴的学术观点。
关于月经的生理，自八十年代以来，有学者提出脏腑、气血、经络的生理功能是产生月经的生理基础，而肾、天癸、冲任、子宫之间的生理调节即是产生月经的生理轴心。月经周期调节机理与阴阳、肾气、气血周期性变化有关。也有学者提出月经周期节律与朔望月盈亏变化具同步效应。
(一) 月经病
40多年来，中医对月经过多进行了广泛研究，取得了较好疗效。山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研制出了以炒蒲黄、制五灵脂、夏枯草为主要成分的调经Ⅰ号，用于治疗原因不明的月经过多患者80例，临床显示：调经Ⅰ号在平均减少月经失血量30%左右(采用客观测量月经失量之方法)与抗血纤溶芳酸对照组比较，虽无明显差异，但它以其收效快、远期疗效好，且能改善食欲不振、睡眠欠佳、乏力以及经期腹痛腰酸等临床症状，并无禁忌症和无副作用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
八十年代以来，根据瘀、寒致痛的机理，对痛经着眼于气滞血瘀、宫寒、血瘀、血热挟瘀、气血虚挟瘀、寒凝血瘀等型的治疗，研制出了一些临床收效快的成方，应用于临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宫内膜异位症所致之痛经，属中医妇科凝难病症。1989年黄兆强撰文介绍朱南孙经验，认为本病形成大致有产育过多、人工流产、剖腹产史、非时行房等原因，并提出“活血化瘀、软坚散结、扶正达邪、攻补兼施”的治疗原则，自拟血竭散(血竭粉、蒲黄、莪术、三棱、玄胡索、川楝子、青皮、柴胡、生山楂)作为主方，随症加减，同时配合破血祛瘀、消积散结药物灌肠治疗，收到了满意疗效。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医对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讨论和治疗更为深入。有学者提出该症的病因病机以血瘀为主，兼夹其它因素，辨证可分气滞血瘀型、血瘀症瘕型、血瘀湿热型、气虚血瘀型、阳虚血瘀型和阴虚血瘀等六型。也有学者提出该症多见于本虚标实，辨证以肾虚血瘀并见为多。故采用补肾祛瘀法，继而拟定补肾祛瘀方(仙灵脾、仙茅、熟地、山药、香附、三棱、莪术、鸡血藤、丹参)，每日一剂，配合临睡前保留灌肠(三棱、莪术、蜂房、皂角、赤芍)以及耳穴贴压，临床总有效率达96%。
自七十年代以来，中医对崩漏的研究有了一定的深度，在理论、概念、病因病机、治法、方药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可喜成绩。
1976年罗元恺根据自己几十年的临床研究，提出了“肾虚是致病之本，其中以肾阴不足为多”。上海医学院等在研究中发现，除了肝郁气滞之外，其他各类型均围绕着肾而起，因补脾引血归经，效果不理想，改用温补肾阳，疗效即迅速提高。
关于本病证治愈标准，目前全国尚不统一，有以血止为愈；有以月经周期、经期、经量恢复正常为愈；有以观察治后3个月经周期，血量、持续时间均正常，症状消失为痊愈；大多数人则以月经周期、经期、经量恢复正常为痊愈。究竟如何统一治愈标准，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带下病
五十年代即有局部采用中药治疗宫颈炎的临床报道。
六十年代开始，中医对该病的治疗较五十年代有所提高，分型更为细腻。朱小南提出了按带色不同分别论治的观点。如黄带多系湿热所致，治宜二妙散、三补丸；赤、黑带多系郁热，治宜丹栀逍遥散；白带多系脾虚湿滞，用健脾束带为主；青带为湿热之一种，治宜清热杀虫；白崩为冲任亏损，宜峻补奇经；五色带下初中期为湿热内蕴，宜清热解毒；末期为虚证，宜补五脏固带脉。
袁博根据盆腔炎病因多属湿热、瘀毒、气滞、血瘀致脏腑功能与气血失调、冲任阻滞、因而采用清热利湿、解毒、理气、活血、软坚散结对证治疗，对急性盆腔炎以清热解毒利湿为主，慢性盆腔炎以活血化瘀理气止痛为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姚寓晨则认为，活血化瘀是治疗盆腔炎的重要环节，然而盆腔炎亚急性阶段或慢性阶段，温运药的运用尤为重要，主要有温补阳气祛瘀药和温经散寒祛瘀药。前者适用于虚寒型的盆腔炎，后者适用于寒瘀型盆腔炎。
对霉菌性阴道炎的认识，有学者提出该病证由肾虚阳亏所致，治疗以温肾壮阳、填精益气为主的观点，并自拟温肾除霉汤用于临床，收到了很好疗效。
(三)子宫脱垂
从五十年代开始即有大量临床报道。天津市中心妇产医院仅在1959年就作了3000例调查，边查边治，疗效较好。
七十年代以后，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政策的落实，加强了对妇女劳动的保护，避免重体力劳动。近20多年来，该病发病率明显下降。因此，临床研究资料相应减少。
福建省防治子宫脱垂协作组，采用雄黄、血竭、赤石脂、黄连、轻粉、红粉、朱砂、冰片、枯矾、盐酸普鲁卡因粉制成“291－3”注射液，在阴道内或阴道外局部注射，治疗子宫脱垂3462例，痊愈3458例，治愈率99.88%。并在治疗后1-8个月追踪随访，Ⅰ度复发率仅占5.2%，Ⅱ度复发率为37.2%。说明其治疗效果是肯定的。
(四)不孕症
鉴于肾与生殖的关系，自六十年代初期开始，在肾主生殖理论指导下，以补肾为主，结合现代医学卵泡发育的各个阶段，创立补肾–活血化瘀–补肾–活血的调经周期性用药疗法，用于治疗卵巢功能失调的月经病、不孕症等，并在各地广泛开展，取得了很好的经验。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在总结以往临床经验的基础上，对上述人工周期各方药进行简化并与绒毛汤及扩宫送精疗法联用，按现代医学卵泡发育期(月经周期第6-11天)–卵泡成熟排卵期(月经周期第12-15天)–黄体形成期(月经周期第25-29天)，分别服用简化促卵泡汤、简化促排卵汤、简化促黄体汤、简化活血调经汤，收到了满意疗效。
中医对输卵管阻塞性不孕症的治疗，目前临床常用的方法有内服、灌肠、外敷、中药离子透入法。从建国以来大量临床报道资料看，采用中医辨证与现代医学分期治疗相结合和中药离子透入法治疗效果最佳。
(五)妊娠及产后病
五十宫外孕是妇产科常见的急腹症之一，自1958年开始，山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与山西省中医研究所合作，开展了中西医结合非手术疗法治疗宫外孕的临床研究，取得了突破性成果，使绝大多数患者避免了手术痛苦，保留了不少无子女妇女生育机能。其对少腹血瘀实证是产生宫外孕病机的认识以及所创立的活血、化瘀、消症的治疗原则，被后来临床治疗宫外孕得以证实，其所创用的宫外孕Ⅰ号方和宫外孕Ⅱ号方被作为中医妇科常用方剂，屡获良效。
关于产后发病的病因，《医宗金鉴》归纳为：伤食发热、外感发热、瘀血发热、血虚发热、产时伤力劳乏发热和蒸乳发热。而现代中医一般归纳为热毒感染、瘀滞发热、外感发热、蕴乳发热及血虚发热。
八十年代初期有学者报告，运用中药“产科消炎合剂”防治产褥感染，有效率98.6%，并发现该方具有使子宫缩复好，阵缩痛轻，便秘发生少，水肿消退快等优点。
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古方或自拟方剂，治疗产后发热。姚传平根据产后发热的不同病因制定了辨治八法，如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法，养血解表法，清暑化湿法，活血化瘀法，养血益气法，健脾和胃、消食导滞法，滋阴生津、清热和胃法，疏肝清热、健脾和胃法，被临床广泛运用。
产后尿潴留产后尿潴留的中医药治疗屡见报道，且疗效佳，疗程短。随着针刺疗法的广泛应用，不少学者采用针刺治疗亦收到满意效果。胡月樵报道，以中极、归来、曲骨、配三阴交、阴陵泉，治疗产后尿潴留50例，针刺后仅在1-2小时内自解小便者44例，马小平用针刺三阴交一穴，一次成功者达86%。王考莹用指按压法(以中指按压脐耻线中点)治疗32例，全部一次获效。
除了药物和针刺治疗外，热敷疗法也被广泛应用。根据临床运用针刺、热敷治疗产后尿潴留的疗效看，中极、曲骨、三阴交、关元、阴陵泉等，确实是治疗尿潴留的理想穴位。
(一) 小儿科基础理论研究
40多年来，在儿科临床基础方面，进行了一些理论性的探讨。其中主要有关于小儿生理发育特点的研究。
对“纯阳三体”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小儿时期，其阳气过盛；另一种则认为并非阳气之有余，意见相左。到六十年代中期，后一种意见已公开见于中医学院之教材，认为小儿正处在发育旺盛的阶段，生机未臻成熟，其生机旺盛有如树木之方萌，而所谓纯阳之说，是相对而言，实指阴阳两气中，阳气偏盛，即所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有主要特点表现为各种疾病均能化火生热，火热又可转而生风。举凡导致小儿生病之各种病因如外感六淫、内伤饮食、时全疫毒、莫不表现为热病，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文革”期间，这方面的研究陷于停顿。到了八十年代，对小儿纯阳三体又重新展开讨论，有人认为这一问题应从生理及病理两个方面进行探讨，指出小儿的生理特点是脏腑娇嫩，形气未充；生机旺盛，发育迅速；也就是阳既未盛，且阴亦未充。其患病时之特点，是易虚易实、易寒易热，且其变化迅速难于掌握。另一方面，由于小儿之脏气清灵，因而疾病的恢复也较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