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五月的下旬，南京的天气已经变得炎热。一天早上，我们交完班，和往常一样，第一件事就是去病房给住院的病人换药。负责住院部日常管理工作的医生有六位，平时两位主任只负责查房和做手术，对于换药这样的日常事务，主任一般都不参与，除非病人病情十分严重，比如全身创面超过百分之九十，或者深度超过三度，合并肾衰、呼衰、心衰等多脏器衰竭等，主任才会亲自指导。
那段时间，烧伤的病人突然倍增，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邻省，他们遭遇了同一件祸事：被燃着的稻草了。那几天，南京的天空突然发黄，整天雾蒙蒙的，看不到阳光，像是被什么烟雾笼罩着，看了新闻才知道是周边的农民收割完稻草并点燃了稻草，烟雾被风吹了过来。
灰黄的烟雾低沉沉地压在头顶上，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我分管的病床上有两位被燃着的稻草烧伤的老人，一位老太太，一位老爷子。老太太的头发烧焦了，面部全是水泡，眼皮肿得发亮，眼睛睁不开，脖子也肿得快跟头颅的直径一样粗了。老太太烧得最重的部位是手臂，全层皮肤都烧焦了，就像有皮革把她的手臂紧紧裹了一圈。
住院前几天，她似乎一直都没有从火堆里走出来。她整夜失眠，总是惦记着她那被烧了的、还没有打种的稻穗子。“唉，可惜了我的稻子，本来点燃稻草后，我一直都在旁边看着，眼看稻草快烧完了，火就要熄灭了，我都准备回去了。可不知怎么回事，突然一阵风吹过来，火苗就又旺起来，并且向我没打种的穗子这边扑过来。我一看情况不对，就赶快扑过去救稻穗，谁知稻穗还是燃了起来……都怪我女儿，是她非把我拉过来……”她似乎一点儿都不关心自己受了伤，也不关心她这一住院，得要多少的稻穗子才能换回来看病的钱。她一直处在亢奋中，逢人便说稻穗起火的事。她身材发胖，穿着宽松肥大的碎花棉布裙，说话气喘吁吁，让听的人都感觉到很吃力。
那位老爷子烧伤的过程和她差不多，只不过老爷子长得十分瘦，皮包骨头，眼窝深陷。他受伤的部位和老太太完全不一样，老太太伤在脸、脖子和手臂上。他的伤却在屁股、生殖器、大腿根和脚上。他看到我推着医务车进去，就钻到被窝里，警惕地问：“是你给我看病吗？”我说“是的”，我拉开他的被子：“要换药了，你把衣服脱一下。”他本来半躺着，听我这么一说，就猛然坐起来， 像是被什么东西敲打了一下，慌张地捂住裤腰带：“不能这样，我不能这样做！”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紧张保守的男病人，但我知道他心里怎么想，就安慰道：“没关系，你是病人，我是。看病不必有太多的顾虑，医生什么病人都是会看的。”老爷子还是紧捂着他的裤腰带：“可是，你是女孩子呀！”我补充说：“但我也是医生啊！”我一边说，一边帮他暴露出创面。他看到无力抵抗，就突然大哭起来：“造孽呀，造孽！我怎么能这样，你才和我的孙女儿一样大呀……”
燃放稻草造成了大面积的空气污染，烟雾缭绕的天气让呼吸道疾病突然流行。人们在室外走一趟，回来后就会发现鼻孔里黑黑 的，忍不住要洗洗。两天后，下了一场黄色的大雨，雨过天晴，雾霾一散而净，天空终于又变成了蔚蓝色。
老爷子和老太太在医院里住了一周后，就放弃治疗出院了。在他们出院前，我最后一次去换药时，老太太抓着我的手说：“大孙女，你是好人啦，都不嫌弃我这个老太婆天天跟你唠叨，我真想再住一阵子，可是，稻穗子全烧了，女儿也没钱了啊！”
老爷子说：“唉，我对不起你呀，你才和我孙女儿一样大呀，我作孽啊，你不要怨我呀！”
他们出院那天，天空湛蓝，一尘不染，太阳像一个金色的大圆盘，热辣辣地挂在半空中。两个被稻草火焰烧伤的病人同一天离去，他们因为缺钱被迫放弃了治疗。就在他们被子女搀扶着下楼回 家的同时，楼下的救护车里，抬出来了另外一个病人。
新来的病人躺在担架上，全身盖着白色的毯子。她一来，就被安排到了监护室。她躺在悬浮床上不停地呻吟。她被安放在床上后，两位主任就在第一时间到场了。他们亲自指导治疗方案，并且参与了第一次换药的全过程。
主任将这位病人交由宁医生分管，原因是病情太重，得 24 小时监护。宁医生就住在五楼，可以随叫随到。那天，病人总是不停地号叫，家属也总时不时喊医生。宁医生一趟一趟往跑，起初，他还有说有笑，充满了信心，可是，跑了无数趟之后，他那双标志性的大眼睛和长睫毛就全都垂了下来，整个人都像泄了气的皮球。
过了一夜，第二天上班，宁医生顶着两个熊猫眼无精打采，别人跟他说话，他也爱搭不理。有个护士跟他说悬浮床上病人的事，他突然大发雷霆：“你们烦不烦？老喊老喊的，这样的病人，你们老喊我，能做什么！”被他凶得突然一愣，缓了半天，回过神来，也气冲冲地说：“你凶我干什么，是病人一直在叫，家属让喊医生，我不喊你我喊谁？再说了，病人肿得越来越严重，几个静脉通道全堵上了，水一滴都进不去，你总得想想办法……”
“办法，办法，办法！你们一个个都会这么说，家属也是不停地追着我要办法，我能有什么办法，我要是有办法，还能坐在这儿 轮到你们来跟我要办法！”他发完火后就消失了，一上午大家谁都 没看到他。
中午，主任来找我，说宁医生家里有点事，请假回去了，悬浮床上监护室的病人，让我接管。
我领了任务，去了监护室。监护室里已经开了冷气，室温 20 度，猛然进去，让人全身一阵哆嗦。女人全身露在外面，胸腹部只盖着一层薄薄的敷料和一张半厘米厚的大棉垫。她一直在喊叫，伸着两只手不停地在空中挥动，想要抓住什么。
她丈夫站在床头，准备了杯子和吸管，正要给她喂水。他背对着我，听到我进去，头也不回，继续做手头的事。我说：“宁医生有事请假了，我是陈医生，今天我值班，若是你有什么事，可以随时喊我，我就在隔壁的医生办公室。”
他听到我说话，应了一声：“知道了，你出去吧！”
我还想说点什么，但一听他这么说，就退了出来将门关上。吃午饭的路上，我突然想道：这位家属说话的口吻，怎么就像我是他的下属呢，莫非他是什么领导，用惯了这样的交流方式。但这个想法只是一闪而过，就被其他事情打断了。
餐厅在隔壁行政大厦的三楼，往常吃饭，只需要排队刷卡进去就行。但那天不知为什么突然变了政策。刷卡处值勤的人说：“从今天开始，你们吃饭的时间是十二点半。现在是领导吃饭的时间， 以后吃饭就分三个时段，第一时段是领导，第二时段是普通在编人员，第三时段才是编外人员。”
那时，门口站满了士兵，他们立在墙边，或是站在过道里，成群结队地小声说话，有人低着头看地，有人时不时把头伸过去看看餐厅里面。穿着编外服装的人员，听到这样的回话，就干脆回头走了：“我们走吧，不吃了！”原本，吃饭时间大家都应该在餐厅里，但那天，因为刷卡处值勤人员的分流，大家就被分成了三部分：一部分正在里面用餐，一部分站在外面等着，一部分则转身离去。
餐厅里宽敞明亮，餐桌上整齐地摆放着两排各式各样诱人的美味，可以同时容纳百人的偌大餐厅里，只稀稀拉拉地坐着十几个领导。他们听到外面吵吵嚷嚷，看到栅栏外站满了人，觉得纳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相互问：“为什么不让他们进来？”
大领导独自坐着，看到餐厅里空空落落，只坐着几个高级职位的军官，外面的士兵却簇拥成群，不能进来，便大声问门口：“你们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不让他们进来吃饭？”
门口值勤的说：“从今天起，分批吃饭，他们十二点半才能进来。”领导一听这话，放下饭碗，将筷子重重地砸在桌子上：“这是谁定的规矩，搞什么名堂？他们要干活，随时都会有任务，你们为 什么拦着？”
值勤的人面露难色，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穿着高级制服的他的上级，那是一个三十多岁、梳着三七分头的男子，面容阴沉，眉头紧锁，他看到领导发了火，就知道事情办砸了，急忙灰溜溜地跟值勤的人递了个眼色，然后躲开了。值勤的这就放开栅门，让战士赶快进去。战士从墙角边、过道里和楼梯上过来，在栅栏前排起了长长的队。
虽然他们已经放开栅栏，允许大家都进去，但我的伙伴们仍觉得屈辱，执意要离开。我跟着两个伙伴出了餐厅大厦，从大院里出去，走到了马路上。一个伙伴说：“走，我们到马路那边去看看，看有没有什么小吃，他们这样做，以后真是不想再去了。”她们两个是做行政的，中午可以放松地休息，但我需要坐诊，要是来了急诊，还得去看病人。
我说：“你俩去吧，我不能走远，万一有病人来，我还得赶回去。”正说着，一辆救护车就往大院这边驶进来。
又来了重病号，我赶到楼下时，正巧碰到两位刚吃完饭的战士，他们已经从餐厅出来。他们速度极快，听到救护车呼叫，就赶快赶来。几个人将病人抬到楼上，我连忙跟上去处理。
我给新病人清理创面，忙到一半时，主任也吃完饭回来了。他和我一道查看病人的伤势，然后叮嘱了几句就走了。等他再来时，我已经全部处理好了。也许是太热的缘故，我突然觉得全身乏力， 眼前发黑，满头大汗，双手发抖。
主任问我：“你是不是低血糖，该不会中午没吃饭吧？”
我说：“是的，食堂执勤的人不让进，我就走了，但刚出门，这个病人就被送来了。”
主任跟他的副手说：“不知道他们后勤这么搞是什么意思。”副手还没接话，主任又转过头对我说：“你放心，明天还是按时去吃饭，他们今天已经被领导狠狠批了一顿。晚上下班后你也照常去，新来的病人，就多看看，万一有什么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主任的话让大家倍感温暖。虽然大家都干着同样的活，但编制不同，待遇就完全不同，大家心知肚明。虽然心里觉得不公平，但谁也没挑明过。从进医院的第一天起，大家就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不去计较。但那天吃饭受阻的事，硬生生把双轨体系的不公撕开了摆在台面上。
原本我是十分迷恋待在绿色队伍中的，但经过那天的事后，我动摇了，寻思着若是遇见合适的机会，就离开 F 医院。
下午四点钟，我再次走进监护室。门关着，女人住的悬浮床靠在门的这一边。窗户边的那张床空着，她丈夫困的时候会躺在上面睡一会儿。我进去时，女人的丈夫正在她的床边，用吸管给她喂水。女人闭着眼睛，身子陷在紫红色的悬浮床里，床的底座和护栏是刷过白漆的不锈钢，上面挂着尿袋，半袋黄色的尿液里，透着淡 淡的红色。女人闭着眼睛仰面躺着，一直在颤抖着呻吟，两只手不停地在空中乱抓。
她全身的皮肤全都剥脱了，舌头、嘴唇和口腔里的黏膜与基底分开，血淋淋地翻起来。她丈夫握着她的手，想给她喂口水喝，但她嘴巴溃烂，一碰到有温度的液体，就像碰到了强腐蚀性的酸碱， 她凄厉地叫喊，惨不忍睹。
我想和他们说句话，但男人一直在专注地给妻子喂水。妻子不肯张嘴，水就从吸管里流出来，流到她的口角，他用纸巾去擦。我看了一下监护仪，各项生命体征都正常，便说：“今晚我值班，要是有什么事情，您可以随时喊我。”男人一直背对着我，像是没感觉到身后有人，直到我等了好久，他才极不情愿地回了一句：“知道了，你去吧！”仍旧是中午的那种语气。
从监护室出来后，我去查看其他病人。医生值班室和监护室之 间只隔着一个房间，监护室里的声音很容易传到医生值班室。晚上八点多，我正在写病案，突然听到外面传来十分尖锐的女人叫声， 便匆忙出去看发生了什么。声音是从监护室里传出来的。护士也听到了叫声，赶了过去。我进去时，女人的丈夫正在给她喂水，看到医生和护士同时进去，知道是妻子的惨叫惊动了我们，解释道：“可能是水温高烫到了。”
我看到监护室里多了两位陪护，一位是女人的弟弟，一位是女人的儿子。女人抓着丈夫的手，含糊不清地说话。男人听不清妻子说什么，就弯下腰，把耳朵凑到她嘴边，女人重复了几遍。他像是听懂了：“你是说，想回家了是吧？”
女人点了点头，把丈夫的手握得更紧了。
“我妈痛苦成这样，难道你们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吗？”她儿子压着怒火问我。那男孩正在读大学二年级，穿着黑色的运动服，戴着黑框眼镜，背着双肩包。他双脚晃来晃去地坐在旁边的空床上， 仰着头问我。他父亲听到儿子问话，头也不抬地说：“别问她了，她能告诉你什么！”然后又对我说：“你去忙吧，我们有需要再喊你！”整个过程他没有看任何人，一直盯着他的妻子。
我从监护室出来，身后传来女人弟弟的声音：“现在的医生，真是什么用都没有！”
我轻轻关上监护室的门，靠在门口抬头望望天。突然，头顶上的灯吱吱响了，紧接着闪了几下，然后变黑了，灭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愣了一下才明白，该通知人来换灯了。
我去了一趟护士站。当晚值班的护士，有些忐忑。“你说今晚 这个病人不会有什么事吧，她家人不太好说话，听说那男人是领导，这女人好像也是领导！”我拍拍她：“别太担心，有什么事情，随时喊我！”那位护士有些焦虑，总觉得这一夜不会太平。
病房里住着三十多个病人，大多是轻症，没什么生命风险。白 天新来的那个重病号，吃了止痛药后也安静地休息了。但监护室里的这个病人完全不一样，她是领导打了招呼从其他医院转来的。上一家医院，各方面综合实力都比我们强，但不知为什么，他们突然放弃在那里治疗，退而求其次来到我们院。原本，她刚来时，是宁医生接诊的，但只隔了半天，宁医生就请假回家了。现在，她躺在监护床上，滴水不进。我第一次看到她时，就被她的惨状吓到了。我遇见过很多药物过敏的病人，但从来没看过因过敏而全身皮肤黏膜溃破的病人。
我离开护士站，回到医生办公室，想坐下来看看书或者写写病例，但那女人的惨叫时不时从外面传来，让我心神不宁。我看着对面的墙上挂着的锦旗，一层叠着一层，那是作为医生的我们曾经被认可的证据。那时看着病人痊愈出院，接受他们的感激，曾让我充满了成就感。但是，现在听着外面传来的凄惨叫声，我却无能为力。正当我垂头丧气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女人的儿子进来，站在门口说：“医生，我还是希望你能想点儿办法，不要让她太痛苦。”他不满地看着我。我站起来，放下笔说：“该用的办法我们都已经用了……”
他不等我说完，便打断了我：“我知道，我妈这个病，你是治不好的，我也没指望你能把她的病治好。说实在的，来你们这里之前，我们已经在北京上海等各大医院看遍了，甚至在昨天，转到你们这儿来的前一天，我们还住在军区总院的。他们都治不好的病，我们也没想着能让你治好。我只是听人家说你们这里对于剥脱性皮炎的治疗和护理比较有经验，才抱着最后的希望转来这里。但是你看，从昨天下午到今天，她不但没有一丝好转，反而越来越差了……”他哽咽着说不下去了，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我不求你能治好她的癌症，我知道你也没有那个能力，我只是想让你想一点儿办法，不要让她像现在这样……我不想眼睁睁看着我妈就这样受折磨！”
我望着女人的儿子，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才好。他知道对于他母亲的病，医生也已经无能为力了，但他却希望此刻，我能免除他母亲的病痛和折磨。
女人患的是黑色素瘤。最开始发病时，她的颈脖上长了一颗黑痣，和一般的痣没有任何不同，但三个月前，那痣却突然像浇了水的种子似的一天天疯长起来，变得凸凹不平，奇形怪状，奇痒无比。女人用手挠了一下，不小心挠破了，流出血来，她这才想到应该去医院看看。但为时已晚，黑色素瘤已经发生了转移，并且以势不可挡的速度侵袭了其他器官。她接受了化疗，头发全掉光了。出院后，家属听人说日本有一种药，治疗效果很不错，便怀着美好的愿望，花了几十万，从日本代购。但很不幸，这药不但没有让她的病好起来，反而让她突然之间命悬一线。她产生了最严重的过敏反应，全身的皮肤和黏膜起了水泡，破溃剥脱。如果她是一个健康的人，也许会渡过这一劫，但她是一个刚刚接受过化疗的人，免疫力正处在很低的水平，各脏器的功能都已损伤。没有了皮肤和黏膜，肾脏和肝脏也会很快衰竭，紧接着，心脏和呼吸也会跟着衰竭。
晚上十点后，女人的血氧饱和度持续往下掉，我跟主任汇报过之后，主任让我再跟家属谈谈，落实签字等事宜，把我们该做的事都做了。女人的丈夫问我：“依你看，这种状态能持续多久？”他眼眶红红的，落过泪。
我说：“有可能，今晚过不去了。但也说不定，说不定明天这个时候，她还在……”男人轻轻点了一下头：“好，我知道了！”他从办公室退出去，回了病房。半个小时后，女人的亲属陆陆续续来了。
我写完病历后翻看书本，眼睛盯着细小的字，耳朵里却全是屋外的声音，有人时不时在过道里说话，偶尔夹杂着压抑的哭声。
十二点过后，我有些腰酸背痛，就走到窗前看外面。楼下的大院里黑魆魆的，什么也看不清楚。远处对面的高楼上，灯光依然亮着，我隐约听见那楼上传来声音，似乎也听到有愤怒的声音：“庸医，全都是些庸医！”楼道里的声音越来越多，哭声也越来越大。监护室里的女人活在世上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他们都是来送别的人。
这时候，要锁门了。值班护士挨个去查房。当她查到1号病室时，看到里面站满了人，就问：“你们今晚几个人陪床？我要清点人数，你们过来一个人跟我去交陪床费。”
女人躺在床上，呻吟的声音已经比先前小了很多。她一直在说 话，声音颤抖，呓语不清。她丈夫握着她的手，时不时把耳朵凑在 她唇边，想听清楚她到底在说什么。女人的声音越来越低，男人的耳朵离她的嘴唇越来越近，眼泪默默地往下流。
有一个女人靠在墙壁上，弯着腰大声哭泣，她是女人的妹妹。另外一个人——女人的弟弟，站在另一张没有病人的床前压抑着哭声，他听到护士问话， 突然哭出声来，冲过去吼道：“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遍！”那护士以为他真没听清楚，就又重复了一遍：“我说你们今晚打算几个人陪床，我要清点人数，要锁门，过来一个人跟我交陪床费……”
这次，她话还没说完，女人的弟弟就伸出手指，指着护士的鼻梁说：“你再说一遍！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我看情况不对，连忙走过去，把那护士从病房里推了出去：“你先回去，陪床费的事再说！”那护士也意识到了自己眼前的危险，连忙出去了。
“我们的人都成这样了，你现在却跟我们要陪床费，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扇你两巴掌！”女人的弟弟要追出去，我挡住了他，女人的儿子也过来拦他。
女人的血氧饱和度持续往下掉，已经到了60%，她的气息越来越微弱，但她的意识却一直清醒着，思维很清晰，猛然听，她的话呓语不清，但仔细分辨，她其实一直都在重复同一句话：“回家……回家……”她紧紧地握着丈夫的手。女人的弟弟不吵了，女人的妹妹也压抑着哭声。他们都弯下腰，听女人最后的声音。她的儿子突然从病房里走出去，站在楼道里。夜里两点多，女人的血氧饱和度掉到了 50%。男人问我：“若是不要这么多管子了，会怎么样？”我说：“也许会很快！”“有多快，大概多长时间？”“也许二十分钟，也许两小时，也许两天！”我嘴上这么说着，但心里却真的没底。“如果插着这些管子呢？”“大概可能也是这样的时间！”“那插着这些管子和没插，又有什么区别？”
我无言以对。
男人握着妻子的手，弯下腰，用另一只手抚摸她的头发，然后又把面颊贴在她的头皮上。女人的头发全掉了，头皮也溃破流液。她的面颊和嘴唇上，几乎处处都溃烂了，男人用面颊贴了贴她的头皮后，又把嘴唇贴到了上面。女人的气息越来越弱，但男人仍旧能听清她在说什么，于是也跟着重复道：“好，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现在就回家……”男人大颗的泪珠落到了妻子脸上。突然，他抬起头，坚定地和我说：“医生，帮我们拔管子，我们要回家！”他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突然松开女人的手，开始收拾东西：“我们这就回家，医生，你这就给我们拔管子！”
我说：“我不能帮你们拔，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情！”
男人放下手头整理的东西：“那好，你不能拔，是吗？你怕担责任，你不敢拔，那我来！”说罢，他就先拔掉了女人的输液器， 然后撤掉女人的监护仪，紧接着拔了她的氧气管和导尿管。他一边拔，一边和旁边的人说：“通知小吴，让他把车开进来，我们回家！”女人的弟弟和妹妹顿时放声大哭。男人拔掉这些管子后，女人终于安静了。
“我们回家！”男人把她抱到担架上。
我喊来两位战士帮忙，把女人抬到了他们刚刚喊来的车上。
我站在楼梯口，一路看着他们。下楼时，女人再没有说一句话，别人都在哭，唯独她的丈夫，不停地重复妻子先前说过的话：“我们回家……我们回家……”她的儿子跟在担架的最后面……
那时，已是凌晨三点。
他们走了，我一夜未眠。我躺在值班室的床上辗转反侧，耳边总是女人的叫声，眼前全是男人的眼泪、儿子的失望、亲戚的愤怒和抱怨……我似乎总听到一个声音在说：“庸医……庸医……”迷迷糊糊中，终于天明。第二天早晨八点半，交完班，主任问我：“1床走了？”我说：“是的。”他又问：“有没有打电话问问，现在情况怎么样了？”我说：“还没呢……”话还没说完，女人的儿子就来了。
他来为母亲办出院手续。他仍旧穿着前一天穿过的黑色运动衣，仍旧背着前一天背过的那个背包。他看上去有些憔悴，但面容比前一天晚上沉静了很多。他说：“医生，我来给我妈办手续。”我们不知道他妈妈现在情况如何，还在不在世，想问他，却又不敢唐突地问。大家都沉默地看着他，希望他能够主动讲讲他母亲的情况。他看到大家都不说话，就盯着大家看，似乎在等待有人能站出来主动接待他。终于，护士长打破了沉默，怯怯地说：“你妈妈现在……”
男生平静地说：“她过世了！”
大家听到这个答案，悬着的心似乎落了地，可能那时都在想：生病到了这种境地，早走一天就少受一天的折磨！女人的儿子似乎也这样想，因为在他的脸上已经看不出悲哀，只剩下疲倦！其实，久病折磨之后，家属的耐心也已经被磨光了，在他们心里，也早已经接受了生死分离这个迟早都要到来的现实，只不过在面临亲人惨状的那一刻，铁石心肠的人都会为之不安！
我陪他去了监护室，男生一边收拾母亲的遗物，一边说：“医生，对不起，昨晚看到我妈太难受，我态度有些不太好……”
我说：“没关系，我能理解。”
他接着说：“我们也知道，她这病是没法治了，只是谁也不愿意看到她那么痛苦，现在，她终于解脱了。”
我把出院小结交到他手上，他收拾完东西后，平静地说：“昨晚，从这里出去后，还没到家里，大概二十多分钟后，她就在路上过世了。”
那天，下了夜班，我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接到前一天出院的那位老太太女儿的电话，她说：“我母亲回家后捉了两只自己养的老母鸡，让我给你送过来，你现在在办公室吗？”我说：“我刚下夜班，正在回家的路上。”
电话那头说：“我早上六点钟坐的长途车，刚到南京。现在我马上去你那里，就在你经过的地铁口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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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本充满温度的医患故事案例集。作者是一位有多年临床经验的全科医生，承担着社区居民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工作的主要部分。无论是居民慢性病管理，还是应对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作者都处在工作的第一线。通过从医的亲身经历，作者从叙事医学的角度出发，用“平行病历”的方式，书写医患之间的故事。在医院里，作者时刻面对患者的疼痛、苦难和生死挣扎，她看到即便是在最悲伤绝望的时 刻，人性的光辉也仍闪耀着。
